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 记得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已退休的人大韦庆远教授（1928~2009年）前来与会，他当时正创作历史小说《正德风云》，带来了两章初稿，其中就有肆意弄权的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的详细描写，当时我有幸得到惠赠，印象特别深刻。对凌迟现象深入研究的专著，要属外国学者卜正民等著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见张光润等的中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也是在十多年前吧，有次闲聊时，南开大学柏桦教授对我说，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新奇。
鬼头刀“切”关节儿
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
读到前引密迪乐那段有人“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的文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中国历来看砍头人多是多矣，但似乎没有留下细致入微的记录，真是当热闹看了。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在我看来，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斩刑必以他的记述为准），因为即使有犯人处斩的现场照片摆在面前，不借助于文字说明，我们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
汪曾祺先生（1920~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