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中国的剐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汪先生还将他对“切”脑袋的认识，写进了小说《昙花、鹤和鬼火》，以及回忆文章《我的初中》中。前者写道：
东门外是刑场……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杀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
人们称誉汪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我为将汪先生拉入这个血腥的话题，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汪先生的经历与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确实值得征引。
最后我还是禁不住好奇，想问的是：汪先生所见的两把鬼头刀和凌迟用的刀具，今天还在吗，在哪里呢？
编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