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晓燕在1982年发表的《鲁迅和浅野要》一文首先纠正了鲁迅和浅野要合影照片剪掉浅野要的错误，并在1984年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的“译者后记”中再次纠正了这两张照片的注释错误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陆晓燕以“晓燕”为名在1982年7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鲁迅与浅野要》一文（同时在该文的左边配发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照片），指出：
鲁迅先生与日本学者浅野要先生的友谊，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鲁迅与浅野要的这张合影（见左图）也因此在发表时，仅剩下了鲁迅一人。最近笔者查阅了1936年的《日本评论》杂志，在其中不仅找到了浅野要的形象，确认左边的这张合影中，站在鲁迅身旁的就是浅野先生，而且还找到了浅野要以原胜署名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
……
1936年1月，当浅野先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曾亲笔抄录了杜牧的七绝《江南春》一首相送；而浅野先生则把自己为鲁迅所照的像片和他们一起合影的像片送给鲁迅留作纪念。
浅野先生回国后，立即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发表了他为鲁迅拍摄的照片，鲁迅赠送的墨迹以及他自己的回忆文章。
虽然《人民日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不知何故，陆晓燕的这篇文章很少被鲁迅研究者提到，因此，她对《鲁迅》照片集中那张被剪掉浅野要的合影照片的更正也就没有能够在鲁迅研究界传播开来。
1984年11月，陆晓燕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上发表了译文《紧邻鲁迅先生》，并在这篇译文后面附录的“译者后记”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日本人原胜和鲁迅交往的情况，特别指出《鲁迅》照片集中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都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
本文作者浅野要先生（笔名原胜），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旧制松山高中学习期间，因为参加左翼运动而中途退学。以后，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曾任日本改造社驻中国的特派员。在上海时期，他曾住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八号，与鲁迅先生成了一壁之隔的紧邻，并且常来常往。
鲁迅先生与浅野先生的这段友谊，在国内一直鲜为人知。《紧邻鲁迅先生》一文，是1936年4月，浅野先生发表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上的回忆文章，与此篇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本文作者为鲁迅先生拍摄的照片一幅，以及鲁迅先生赠与的录唐朝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墨迹一幅。
很清楚，刊登在《日本评论》杂志上的这一幅鲁迅墨迹，正是《鲁迅日记》1936年1月9日提到的“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而鲁迅照片，却正是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像册中的第100幅照片。两幅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像的左侧，有手写体的“鲁迅”二字。
《鲁迅》像册中第100幅照片旁的说明判断此照片为鲁迅“大病初愈后”，“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在像册后的《照片说明》中又进一步说明此照为“史沫特莱摄”。以上这些说明文字均不确。根据《日本评论》杂志上记载，此照应为浅野先生摄，而且摄于“昭和十一年一月”，即1936年1月。这时候的鲁迅先生尚未大病。
又，像册中的第102幅照片旁的编者说明，与第100幅的相同。事实上，这是一张鲁迅先生和浅野先生的合影。浅野先生在前文中提到他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回日本，文末署明的日期为三月五日，那么他应该在2月底以前离开上海。再则，根据1936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当浅野先生又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并没有见到鲁迅先生。因此这张合影不应晚于1936年2月底。不过，根据第100幅照片与第102幅照片上鲁迅先生的服装相同，而且地点也相同这一点判断，两张照片很可能摄于同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