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赵瑜撰文的《鲁迅影像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收录了鲁迅的这两张照片。该书在第223页收录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说明文字为：1935年，鲁迅与某记者合影。该书虽然收录了这张照片，但是大约赵瑜不知道这张照片中的“某记者”是谁，所以并没有在书中介绍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中所注明的拍摄时间是错误的，应当是1936年1月9日，鲁迅和日本记者浅野要合影。
另外，该书在第228页收录了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的照片，又在第229页收录了这张照片的局部放大的照片，所附的说明文字相同，内容如下：1936年3月23日，鲁迅病情些许的缓和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留影。由此，作者用《病中的鲁迅先生》为题用一个章节来介绍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开始，鲁迅因为胃口不好，体重下降得厉害，在《鲁迅日记》里须藤医生看病的纪录几乎每天都有。正是此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请来了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来珍视，最后美国医生的结论是鲁迅先生患了结核性肋膜炎，而且因为积累较久，鲁迅的肋膜里已经有了少量的积液，如果要治愈此病，必须要马上抽出液体，不然便会有生命的危险。
鲁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摄这张照片时并没有生病。很显然，赵瑜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准确的拍摄时间和拍摄时鲁迅的身体情况，由此弄错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并洋洋洒洒的以此照片为主写了鲁迅在1936年3月患病之后的故事。
黄乔生撰写的《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也收录了鲁迅的这两张照片。该书在第286页收录了鲁迅与浅野要的合影，但是说明文字是：鲁迅与梁得所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并由此以《记者》为题，介绍了鲁迅与梁得所的交往情况：
鲁迅与《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的这张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
梁得所离开《良友》后，编《大众画报》《时代画报》《小说》半月刊等。另辟新地的他再次找到鲁迅，寻求支持，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从照片上鲁迅的形象看，与1928年初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记者时所拍摄的鲁迅在书房的照片（见本书202页）差距较大。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鲁迅》照片集上，左边梁得所的形象被剪掉，只剩下鲁迅，解说文字是“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之二，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显然是错误的。将这一张同前面的“之一”相比，鲁迅的形象差距也较大，第一张病容很重，第二张应是在第一张之前若干时日拍摄的。
1934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梁得所：“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半月刊。”
梁得所在信中可能向鲁迅求字，于是，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鲁迅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梁得所将其刊于本年8月1日出版的《小说》半月刊第五期。
诗云：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
此诗原为《赠人二首》之一，1933年7月21日鲁迅曾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这张照片应该是梁得所离开《良友》之后，离开上海之前拜访鲁迅时，与鲁迅的合影。
周海婴的《鲁迅家庭大相簿》把这张照片说成“父亲与某记者合影”，没有指出“某记者”是谁，黄乔生大约受到周海婴的这一说法的影响，虽然正确地指出“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但是错误地把“某记者”说成是《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并由此介绍了鲁迅与梁得所的交往情况。其实，浅野要和梁得所两人的面貌截然不同，很容易区分。在认错照片中人物情况下，对这张鲁迅照片所作的解读显然就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