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陆晓燕已经正确地指出了《鲁迅》照片集中的这两张照片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但是，很遗憾，这个更正虽然发表在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上，但是依然没有得到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以致《鲁迅》照片集对这两张照片的错误的注释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关于鲁迅的图书引用（如林贤治于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不仅用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口的留影作为封面，而且又在该书第199页再次选用这张照片作为插图，该书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后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门口。），甚至也被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正在展示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引用（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在的鲁迅生平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23日，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史沫特莱摄。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在的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
三、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发表的回忆这本《鲁迅》照片集出版过程的文章中指出了编号100照片剪掉了浅野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在1997年7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文，指出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有三幅照片分别剪掉了林语堂、伊罗生、孙福熙，并作了订正。对此，《鲁迅》照片集的实际编者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9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一文对《鲁迅》照片集的编辑和出版过程进行了介绍，并说明书中有8幅照片进行了剪裁：
这部照片集，经剪裁和涂抹的照片共8张，占全集102张的7.8%。被去掉的合影者共7人，除张小鼎先生文章所列举的林语堂、孙福熙、伊罗生、姚克和周作人这5人之外，尚有李济之和日本友人浅野要等2人。其中林语堂被去掉3次，周作人2次，其余5人各1次，共10人次。这8张照片，按照被处理情况可分三类。一类，因需要去掉的人在照片的一边，就干脆把照片的那一部分剪掉了。这样处理的照片一共4张。它们是，第29图和第30图那两张鲁迅和爱罗先珂等人的合影，都是因为有周作人而被切掉的；第89图剪掉了姚克；第102图剪掉了浅野要（因当时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万一）。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周海婴和裘沙在1976年编辑和出版《鲁迅》照片集时，之所以把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剪掉浅野要，是“因当时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万一。”但是，周海婴和裘沙虽然在1997年发表《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这篇文章时已经知道这个和鲁迅合影的人是浅野要，不过他们只说明了鲁迅和浅野要合影的这张照片剪掉浅野要的事情，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注释的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者也是错误的。
四、《鲁迅家庭大相簿》《鲁迅影像故事》《鲁迅像传》等图书在收录这两张照片时都存在一些错误
鲁迅之子周海婴撰文的《鲁迅家庭大相簿》（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第54页收录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并对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说明：父亲与某记者合影。很显然，这个注释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周海婴和裘沙在1997年发表的《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就已经说明这张照片中与鲁迅合影的人浅野要，因此，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应当是：父亲和日本记者浅野要合影。另外，在该书第71页还收录了鲁迅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的照片，并对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说明：父亲的病有了些许的缓和，便在1936年3月23日大陆新村寓门口留影。需要指出的是，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不仅拍摄时间是错的，而且说明中的“父亲的病有了些许的缓和”这些文字也不对，因为鲁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摄这张照片时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这时没有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