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后，萧军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情况。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直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一些看法：
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这封信颇为讲究。面对萧军总说别人不是，毛泽东没有陷入具体评论，而是把化解其牢骚的钥匙，伸向为人处事之道。文辞表达既不隐晦，不躲闪，指出毛病又甚为得体。信的开头解释没有当面劝说的原因，是担心“交浅言深”，徒生拘束、尴尬乃至隔阂，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对萧军提出的意见，则整体上做一回应，承认延安确实存在需要改正的不尽人意的坏现象，表明重视他反映的情况。接下来指明萧军不善调理人我关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该信的重点。毛泽东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须“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没有“出路”。话不在多，却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实，切中萧军主观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着评价萧军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把萧军的弱点同他的正面性格联系在一起，由此拉近双方的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早年也属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陈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和此时的萧军并无大异，故对萧军的一些做法是能够体会的。最后话锋一转，说正因为同你“谈得来”，才做上述“提议”。
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萧军当天回信毛泽东：“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是朋友就伸出手来，是仇敌就拔出你的剑来罢’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信条。”“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尽管没有表示马上改正自己的弱点，但毕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和常“碰钉子”的原因。有了这个态度，纠结于延安文艺界是非的心情，或许会稍稍释然些吧。
毛泽东当然知道，做萧军这类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划上句号。8月10日晚上，他又约萧军谈话，很自然地把沟通内容聚焦到萧军的性格上。萧军当天日记记载，毛泽东谈到人是应该有个性的，不经过锻炼人的纯洁不可靠，还说自己不喜欢运动，《茶花女》这部小说可贵，等等。萧军提到张闻天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属于“不对等”和“有失身份”的指责，心里很不服气。毛泽东未做评判，反过来就所谓“战斗”的问题给萧军两条建议：一是针对敌人，保护革命者；一是针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爱惜自己。意思是真正爱惜自己，就要克服自身弱点，这也是一场“战斗”。萧军在日记中说，“我们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由于萧军常为延安“文协”的作家们鸣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泽东特意到杨家沟半山腰“文协”住地看望他们，实际上是想深入了解萧军代表的这群作家的真实情况。当时萧军、艾青、韦荧、白朗、李又然在场，具体谈了什么没见记载，倒是萧军的日记再一次反映他喜欢臧否人物：“我把艾青对毛泽东约略介绍了一下，同时用几句话打开这空气，才开始谈起来。艾总是想博得别人的同情，他讲了一些外面孔祥熙的故事。还好，今天他还没有过度表扬他自己，也没提到他的诗。我知道，毛对于他是一无所知的。为了‘知识分子作叛徒’的问题我几乎和他辩论起来，因为我看不惯他那讨好缺乏正义感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