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行没有见到罗烽和舒群这两位与萧军关系更近的作家，8月12日上午，毛泽东又邀约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谈文艺界的情况，还请来中组部部长陈云一道听取反映。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8月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到此，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当然，他的有些过激观点，遭致不少批评，算是人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吧。
回述这段往事，在领导干部如何化解纷争，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方面，有些经验值得体会。
第一，诚意交流，取得信任。
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来化解纷争，是领导干部经常碰到的事。如果立意不诚，虚以应付，甚至着意掩盖，矛盾终究会积累起来，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毛泽东化解萧军人我关系冲突以及对延安一些现象的意见，起意很诚，决心不小，因而有不厌其烦的交流之举。
毛泽东的交流之法，也颇为有道。一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哪怕对萧军不无偏颇或激烈的诉说，也耐心倾听，突显包容。比如说到萧军动刀子打架事，毛泽东给他台阶下：“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还表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这让萧军几番称赞毛泽东“从容宽阔”，“人性纯厚，客观”，是可以亲近的。二是交流中不是就事论事，甚至是无所不谈。如果专门就事论事地谈，目的性太强，对方或在情绪上便有抵触，不易说得通。因为随便谈，比如谈张作霖、张学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甚至谈到法国小说《茶花女》，谈自己喜欢文学，不爱运动等等。无所不谈的交流很容易转化为彼此间接触的兴味，甚至是意气相投的信任，适时提出某些批评，萧军也容易听得进去。
第二，直面个性，指明弱点。
萧军为人处事，说起来确有些“刺头”。他的不满和牢骚，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不能说没有偏激的地方。但人的性格大都有积极和消极两面。萧军自我解剖是“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由此，常常自视甚高，言行卓而不群，遇事不忍耐且反应激烈；从积极面看，他有正义感，有理想，求进步，侠气豪爽，敢做敢担。人生的胡同总是从某一个点上开始通达或阻塞的，化解萧军和别人的纷争以及他的心结牢骚，不找到这个点不行。毛泽东不做好好先生，不顺从迁就，而是直面其性格弱点，抑制其消极面的点（看问题绝对，不擅调理人我关系等），希望他“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不会走出阻塞的人生胡同，不能“安心立命”。把性格和命运的关系，说得这样直白，自会撞击当事人的心扉。若是听得进、能消化，就不至于把纷争看成天大的事，还可终身受用。
第三，化解牢骚，分类处理。
做萧军这类人的思想工作，最终要拿出说法和办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否则，他不会罢休，更不会转化认识。对此，毛泽东一开始就很明确，而且是颇有章法地分类处理。对萧军个人生活的诉求，能解决的当即表态，如借一万元路费之事。对萧军反映的一些组织人事工作上的不妥，则把中组部部长陈云请来一道倾听，陈云也当面表示，有些事过去疏忽了，要认真处理。最难办的是萧军等人有关文艺观点上的争论和对延安一些现象的不满，这种事涉及面广，毛泽东处理起来比较谨慎。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由此及彼从更大范围、更高角度来调查处理。他先是鼓励萧军把反批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又找其他作家听取意见，还多次委托他们帮助搜集更多材料，以便于自己深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
这些事情做足后，毛泽东向萧军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
这应该是指1941年9月开始的延安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毛泽东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时，专门举了“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的现象，显然与他在萧军等人那里听到的反映有关。1942年3月中旬，《解放日报》发表多篇社论，提倡发扬民主，反对党员的孤立主义倾向，毛泽东甚至还为萧军写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润笔修改。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延安文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分歧得到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