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宣言》的这种注释性解读很必要，但也有问题。这种解读看似全面，实际上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过多地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理解，而没有深入理解其中的社会发展思想，特别是未来新社会建设思想等。所以，改革开放后，围绕对《宣言》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各种争论。于是，考据性解读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宣言》的考据性解读是第三种模式。翻译性解读里已经有考据了，但主要是对“话语”的考据；注释性研究里的考据工作更多，且更注重“思想”考据，但也还主要是对某个问题的考据。只有在真正全面的考据性研究里，才能够对《宣言》的“话语”“思想”及其历史源流等问题作总体性的科学理解。
对《宣言》的考据性解读，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宣言》“传播史”进行考证研究，弄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种译本的来龙去脉；二是依据对《宣言》多个文本、版本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话语史”考证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术语、概念进行考证；三是在文本、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思想史”进行考证分析。这些相关著作和论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时期对《宣言》思想的再认识，特别是对其中关于新社会建设的思想，包括关于全球化、城市化、人类联合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民主建设、民生建设、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这样，对《宣言》思想的解读就更加全面，同时把《宣言》思想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彰显了经典的强大生命力。
《宣言》在中国的文本解读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宣言》是常读常新的伟大经典，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基本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需要每一代人认真研读，从表层话语到深层思想再到历史渊源，从国内到国际，不断开拓新的解读视角和领域。其二，应当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不能把其中的个别思想当作教条，到处照抄照搬；也不能根据以往成功经验，只讲阶级斗争等观点，而遮蔽其他思想；还不能用现实来剪裁经典，甚至为了论证现实要求修改本来正确的译文。其三，研究《宣言》文本及其历史要与弘扬其中的科学思想相得益彰。不能不要文本研究，也不能离开思想弘扬而单纯研究文本，更不能通过文本研究否定或歪曲其中的思想观点。
总之，要通过对文本解读，深化对《宣言》思想的理解，特别是要注重挖掘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对我们的实践特别具有意义的思想观点，以帮助我们更好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精髓。
（作者：杨金海，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