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在这本薄薄的论文集中还有不少，但在研读之际也难免令人心生疑惑。诚如《编后小记》中所言，戴氏生平“主要的工作应该说是诗的创作和翻译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为什么突然转入新的领域？其中缘故想必相当复杂，除了个人兴趣使然，时代风气的骤变恐怕也不容忽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望舒》，强调：“像许多纯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望舒在近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暂时停止了他的文学活动，不过是这个进步的一方面表现。他决心改变他过去的生活和创作的方向，并且热情地学习新的事物，参加新的工作。”对其早年创作生涯显然持否定的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戴望舒诗选》，卷首有艾青所撰《望舒的诗》，一开口就批评亡友：“他像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对人生采取消极的、悲观的态度。……处处都是颓废的、伤感的声音，对时代的洪流是回避的。这样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只会产生不好的作用。”尽管也承认“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但最终一锤定音：“所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一步，因之，他的诗的社会意义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戴望舒虽无法预知这些“盖棺之论”，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天性敏感的他应该不难察觉潜在的压力，暂时埋首故纸堆中，不失为一种解脱。
当周遭的世界充满着昂扬澎湃的激情时，总会有些格格不入的人为之黯然神伤，甚至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汪曾祺曾经感慨沈从文晚年放弃创作而转投学术：“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沈从文转业之谜》）有着类似转业经历的现代作家其实不在少数，戴望舒虽然并未彻底舍弃文学创作，但也可列入候补名单之中。只可叹他还没来得及像沈从文那样在新领域里充分施展才华便英年早逝，不过转念一想，倒也就此逃脱了紧随其后的重重劫难。这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实在殊难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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