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西方人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困境：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等，全球最富有的62人拥有的财富跟最贫困的50%即3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当。这是极大违反公平性的，导致很多西方人觉得自己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反观东方的崛起，他们认为这背后一定有深层的文化因素。然而有些西方人的学习是很东施效颦的，比如英国引进《一课一练》，我认为这是实验性质的，更多的是模式上的模仿，不足以习得东方文化的深邃，成绩不足以反映这些英国学生真正的学习。
东方早报：你的研究提出了东西差异，那两种学习模式如何能达到兼容并蓄？
李瑾：非常难。这两种文化的知识肇始于极不相同的关注和前提，之后发展出各自的道路，我认为这两种知识体系以前没有，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也不可能相交，亦不会像某些人以为的将融合为一。梁漱溟对此分歧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你遵循西方的认知和学习路径，就不太可能得出儒家的结果；反之亦然，如果你沿袭儒学，那么落足西方传统的机会就很小。
我认为从单一个体的角度上来讲，是有可能通过让孩子从小接受两种文化的关爱达到融合的，比如跨国家庭，但要说如果把这种教育方式放大成一种教育制度，我觉得很难成功。
东方早报：我们中国现在采用小、中、大学三段式的教育模式是西方17世纪创立、19世纪传入的，虽然与你所说的传统的儒学课堂教育不同，但课本里保留着古代经典篇目。那你认为这样能否算从体制、课本上协调了东西方教育理念不同？
李瑾：我认为形式上是融合了，但内容上我们恰恰对东方教育的内涵传承缺失了。我们需要重建儒家文化的底蕴。
现代教育模式离传统的儒家学习方式、有深度美德学习的课堂教育其实很远，同样西方也达不到，在美国黑人、拉丁裔孩子辍学率很高。有很多研究已经指明，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一对一的教学，这种教学方式是任何团体教学取代不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因材施教。
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教育确实教我们学习美德，这一点来说是有用的，但是整天在那里抱着书读不是对的，我们应该用启发式的方式，鼓励学生发问、对老师产生疑问，不能唯唯诺诺地抄写、听写。古代孔子、孟子很厉害，每一个人提的问题都很尖锐。
师长不能生硬地要求孩子具备独立应对困难的能力，要知道一个善于寻求帮助的人就是非常能克服困难的人。
过早出国、进国际学校
并不利于心理健康
东方早报：在国内很多有条件的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你怎么看待这种教育模式，有把西方的心智导向发挥好么？
李瑾：我对中国现在的国际学校模式没有做过细致的研究，但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一对一的、关注于儿童心理导向的、启蒙式的。但是这种教育非常昂贵，今天现代普及教育模式达不到，只能大面积施教。
我可以举两个国际学校出来的学生例子。我在布朗大学有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本身非常优秀，他告诉我到美国后他发现国际学校几乎教授了他美国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原生国家的文化素养，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经常有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没美国学生多，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于自己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