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诞辰九十周年，学界研讨、讲座不断，汪民安导演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转战多地，据说还有火爆场面出现。让哲学、让福柯开口说话，让类似“燃烧瓶”、“手术刀”和“危险”这样的词语回荡在阳光下和场面中，总比书斋里的冥想更为符合福柯哲学的初心。或者说，让哲学逃出安全的避风港，这才是福柯对我们今天最有价值的启示。
当然，以我们今天学界的活动方式、姿态和气息而言，实在还说不上有多么“燃烧”或“危险”。为了纪念福柯去世二十周年而在巴黎举办的“福柯24小时”（24 heures Foucault）那才是真正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讲座与读书会就不用说了，音乐演出会、戏剧表演、电台访谈、情色电影、艺术展览等等延续了几年。另外，法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念福柯去世二十周年专门组织了一次题为“福柯一电影：记忆影像，权力影像”的电影展，使哲学与电影的法国气息漫天飞扬。福柯去世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各种研讨会等纪念活动中，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文化台（Radio France Culture）连续多日的福柯主题节目介绍福柯研究的发展状况，同时播放有关的访谈；刚完成福柯纪录片《福柯对抗福柯》的导演弗朗索瓦·卡耶（Frankgois Caillat） 在访谈中强调福柯的根本意义在于思想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开启的各种创造性的“使用”。由当代出版记忆中心（IMEC）支持成立的福柯研究网站（（Portail Michel Foucault）多年来致力于有关福柯的各种文件、影音档和资料的编整、搜集、翻译与公开，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使福柯思想成为可以“使用”的“工具箱”。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的福柯研究已经成为思想的实验与狂欢之地，思想的多元性与创造性已经孵化出强大的思想生产力。
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布罗萨（Alain Brossat）的《福柯：危险哲学家》（罗惠珍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10月）在国内出版以来，读者褒贬不一。作为福柯研究的门外人，我自然无力探测该书的深浅、正谬，但是在网上检索到阿兰·布罗萨的其他著作已然使我相信他以福柯为中心、以哲学传统与当代思想为场域的思想穿行能力与活力，光是看看他的著作书目就足以激发人的思想与想象：《示众赞歌——对惩罚艺术不合时宜的思考》（2015）、《可以和敌人说话吗？》（2014）、《想象的本地人，被想象的外地人：回到氛围式排外》（2013）、《文化大恶心》（2008）、《民主的加冕礼——论一个流行病的临床工作台》（2007）、《无尽的反抗》（2006）、《为了以监狱告终——永恒的特例状态》（2001）、《应该顺应暴力吗？》（2000）、《民主动物——后政治学笔记》（2000）、《一个不可忍受的共产主义——话语、形象和轨迹》（1997）、《解放，疯狂的节日——1944年至1945年》（1994）、《历史重审——极权主义、犯罪和种族大屠杀》（1990）、《革命的意第绪语之地》（1985、2009）……这份著述目录充分反映出阿兰·布罗萨的学术关注及表述风格，亦反映了他所任教的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思想与学术氛围——它是福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受戴高乐新任命的教育部长之邀请而建立的，那是一个始终飞溅着批判火花的思想训练营地。
布罗萨在“前言”中首先就说，有两种关于当代哲学家的研究方式，一种是“对他”（sur lui）的研究,另一种是“跟着他”（avec lui）的研究，后者可以在哲学家身上体会到源源不绝的激荡与鼓舞的力量；他说自己的这部论文集显然来自后者。既然要和哲学家一起上路，这些文章就必然与某个特定的“场合”、时空环境、某个特定的“问题”相连结，他认为这就是研究福柯的另一种方式，目的是激发读者关注福柯的永远是鲜活的思想。这无疑是非常福柯式的福柯研究路径，是向福柯致敬的合适姿势。但是，布罗萨在这篇前言里批评福柯视哲学作品为“工具箱”、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观点，认为这是“很不谨慎”的；他批评人们拿着福柯的工具箱随意使用，“毫不尊重哲学作者本身”。虽然布罗萨在该书中的《福柯学说的应用与实践》中描述了人们如何各取所需地“使用”福柯的情形（134-136页），但是我还是宁愿认同福柯而不是布罗萨。在福柯看来，最重要的是实践，而实践与技艺紧密相连；在他晚期的著作中经常讨论实践与技艺的问题。于是，承载观念的书籍就变成了他所谓的“轻便工具箱”，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打开它；而一旦打开盖子就是要用的，那里面的概念、语句等等就像一把把螺丝刀。因此，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工具兜售者和武器的铸造者；他说：“我愿意我的书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坑道一类的东西，我但愿它们在被用过之后就像爆竹一样燃为灰烬。”说到对作者的“尊重”，福柯说“最重要的是我能利用我喜欢的人”，因此无须以添加注释来证明对大师的忠诚，他在引述尼采和马克思的时候经常就是这样。因此我在本文中也将不标注所引述福柯话语的出处，不但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也是以此表示对福柯“工具论”的认同。
福柯是危险的哲学家吗？布罗萨说在福柯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危险”、“危险性”这样的词语，他使“危险”成为正面的概念，他愿意亲近危险的人与事物，愿意歌颂危险。布罗萨对福柯的危险观点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福柯的精神思维其实是危险的，或被一个社会感知到是危险的”（第2页）。接下来他的论述不甚清晰，比较确切的是他认为“支撑着‘危险’态势的修辞表达法的乃是福柯著名的‘而如果’（Et si…）”（第4页）。这些“而如果”就是对所有秩序与规训的质疑，因此被视为“危险人物”，福柯对此感到骄傲。作为危险人物，他不仅被权势视为是危险的，同时也被知识界同道认为是危险的。他自己知道：“对他们而言，我是个危险人物，因为我是个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第6页）
其实，无需把“危险”说得太“反思”，福柯的“危险性”在他的言行中随处可见。他说自己“对于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他对权力的批判直接指向那些在现实中可见的、专司实施权力的力量，从而在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和流浪歌手中引起共鸣。当歌手在重唱中高歌“我们不需要那些猪猡警察”、“我宁愿相信一个妓女的清白，也不相信德国司法的公正”的时候，福柯的确就像一个危险的燃烧瓶，不断点燃人们内心的反抗火焰。但是他的危险性意义同时也针对人所受到的道德与历史束缚的压迫。他认为我们应该亲历身体解放、身体爆炸的巨大快乐，应该拥有一个放荡的、不受约束的身体。在他看来放荡的真实含义是自由，不是沉迷于身体与性，而是超越了身体与性。或许只有站在身体与性的角度，才能更真切地理解福柯的这段话：“我已经决定告诉人们：他们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他们正在把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所产生的东西当作真理性的、理所当然的东西来接受，他们其实可以对这一所谓的理所当然进行批判和摧毁。改变人们头脑中固定的事物——这正是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
进而，福柯认为历史是可以动摇和可以改变的；问题只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具备改变事物的政治勇气。福柯作为哲学家的危险意义于此尽显，而他的“工具箱”也因此而注定要大派用场。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