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传说突出了英国在中亚的地位以及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对立，却从未提及双方的合作与沟通；霍普柯克对历史的解读大部分基于英语材料以及一整套陈旧的史观：东方总是残暴而专制的，俄罗斯总是野心勃勃而难以预测的，而英国似乎永远是“大博弈”里高贵的一方。
《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
[英]彼得·霍普柯克著
张望 岸青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年1月第一版
589页，72.00元
在被萨义德称作“帝国主义的杰作”的小说《基姆》（Kim，1901）中，吉卜林创造了一个小男孩基姆。基姆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军团里的一位爱尔兰士官，在父母穷困而死后，基姆成了在印度街头流浪的孤儿。一次偶然的机会，基姆为一位印度马贩子送了封密信给一位英国军官，事后他得知，正是这封密信触发了一场八千人的战争，他也因此窥到了一场“大游戏”的冰山一角。这场“大游戏”由无数隐藏于市井的密探组成，这些密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由号码和字母组成的代号；这场“游戏”的规模无比巨大，难以见其全貌，但一张纸片就能引发一场战争，一件小事就可以改变世界。这场“游戏”的神秘和刺激吸引了基姆，使得他想要成为这场“大游戏”的一员。他渴望成为一位只有一个号码和一个字母的密探，渴望证明自己的智慧与勇敢，渴望以生命为代价去四处闯荡探听消息。这部小说使得“大游戏”（the Great Game）这个词广为人知，而这场玄机四伏的“大游戏”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博弈”的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
如果说吉卜林的《基姆》是最生动呈现“大博弈”的虚构作品，那么，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1990年，中文版2016年）就是关于这一题材最为人熟知的非虚构作品了。在三十七个章节中，霍普柯克从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摆脱“鞑靼人的桎梏”和所谓的“彼得大帝秘密遗嘱”——征服全世界——说起，转而进入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向着东方的一次次远征以及英国与其的一次次抗衡。他在序言里指出，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目标正是夺取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而俄罗斯国境的迅速南扩及其对奥斯曼帝国、波斯、阿富汗和中亚各汗国的觊觎，正凸显了俄国人征服整个亚洲的意图。霍普柯克同时也提到，《大博弈》的核心是人，所以本书并不是一部帝国扩张史，而是英国和俄罗斯的军官、大使、旅行者、密探和间谍组成的一个个故事：有的人连年征战沙场，最终凯旋故里；有的人深入亚洲腹地，最终葬身异乡。《大博弈》用帝国时代的真人真事再现了《基姆》里惊心动魄的“大游戏”。
霍普柯克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关于“大博弈”的传说：本书清晰易读，引人入胜，三十七个短小精悍的章节组成了一盘精彩纷呈的中亚棋局。而霍普柯克对“大博弈”这一概念未加批判便全盘接受，则成了本书的一大缺陷。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殖民理论兴起以来，西方史学界开始质疑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帝国主导叙事，提出需要重视被殖民世界的声音。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貌似能够概括十九世纪中亚风云诡谲的“大博弈”则因为掩盖了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饱受诟病。为再现帝国时代的“大博弈”而写作的霍普柯克并未吸收后殖民批评理论，仍然停留在殖民时代的叙事框架之内，也就谈不上对之加以批判了。从参考文献来看，霍普柯克阅读了大量关于“大博弈”的一手和二手英语文献，然而这些材料对英国以外的世界——如俄罗斯与亚洲文明的描写都间接而肤浅，这也使得书中充满了未加证实的传言与成见。例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大博弈式的任务”属于欧洲人，这些任务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而“背信弃义”、“专制”、“污秽不堪”、“沉迷于性满足”等异域风情十足的描写则属于中亚文明。这一切都使得《大博弈》很难成为一本可靠的历史著作；它更像是一部十九世纪英国人有关中亚局势的轶闻大全，或是一本写于十九世纪英国的人物群传。
“大博弈”究竟是属于谁的博弈？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博弈”原本是一个流传于英国社会的赌博术语，首先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中亚局势的是英国情报官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在英国，康诺利的生平广为人知，他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大博弈”式的英雄。他多次前往中亚进行情报侦察，最后被布哈拉埃米尔（统治者）逮捕并残忍斩首，年仅三十五岁。如今，康诺利的墓碑就树立在布哈拉古城之中。1840年，在写给友人亨利·罗林森的一封信里，康诺利说：“等着你的是一场大博弈，一场高贵的博弈。”他用“大博弈”这个词来指代即将前往印度任职的友人面临的政治机遇，希望罗林森能在亚洲传播基督教文明。康诺利之后，出版于1901年的《基姆》又给“大博弈”增添了一分传奇色彩。吉卜林将英国密探和出生入死的情报战置于多彩的印度市井和瑰丽的西藏雪山之中，使得“大博弈”成为惊心动魄的中亚间谍战的代名词。
而这个概念首次被用于学术语境是1926年由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戴维斯（H. W. C. Davis）在一场题为“中亚的大博弈（1800-1844）”（The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1800-1844）的演讲中提出的。他在演讲中重点分析了第一次英阿战争，把它称作英国为取得亚洲政治霸权而下的一个赌注。纵观“大博弈”形成初期，可以发现这一概念显然诞生于英语语境之中，一开始并不代表英俄在中亚的对抗，而是泛指英帝国为争夺亚洲西南部（尤指阿富汗和波斯）的控制权所采取的军事或外交手段，是英国单方面的“大博弈”，而俄罗斯是在之后才逐渐被认为是英国在“大博弈”中的对手。历史学家马尔科姆·亚普（Malcolm Yapp）在《大博弈的传说》（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2001）一文中就曾指出，“大博弈”被诠释为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明显是一种后见之明，是为了突出英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向南部迅速扩张，诸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这样的反俄派开始宣传“俄罗斯怪兽”和“俄国威胁论”，渲染俄罗斯的好战和扩张主义以及对印度的威胁，同时突出英国在中亚的战略意义。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与十九世纪的“俄国威胁论”不谋而合，而霍普柯克出版于冷战末期的《大博弈》更使得这个概念重新被炒热。有关英俄争霸的“大博弈”传说就这样固定成形。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对中亚各汗国的了解极其有限，有关中亚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俄罗斯地理学会（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俄文报纸获取的，而对俄罗斯帝国边界的迅速南扩，英国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在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开始在哈萨克草原上迅速扩张，并于1865年攻占塔什干，随后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俄罗斯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建立要塞线成功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在此之前，哈萨克草原是一片极难征服的巨大土地。著有《俄罗斯的草原边疆》（Russia's Steppe Frontier，2002）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就曾将哈萨克草原比作一片巨大的海洋，而哈萨克游牧民就是猖獗的海盗。征服这片草原需要花费比跨越海洋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防守草原上的边境线更是难上加难，俄罗斯选择的是一片几乎不可能被征服的土地。对这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霍普柯克基本没有叙述，而仅仅在《大博弈》的后半部分直接跳到1865年的俄罗斯攻下塔什干，并将其称为“俄国大进军的开始”。呈现给读者的是俄罗斯一次次逼近印度的突然扩张以及英国方面的恐慌，由此可见，霍普柯克对材料的选取其实相当有限且偏颇。从书中就不难看出，尽管霍普柯克一开始就将俄国威胁印度论摆上了台面，但在英俄势力边界在瓦罕走廊相撞之前，两个帝国事实上少有直接交锋，而是兼有合作与对抗。英国无意从俄罗斯手中争夺哈萨克草原和河中地区（Transoxiana / Mawarannahr，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霸权，而俄罗斯是否觊觎印度也值得商榷。这重重矛盾，使得“大博弈”这一概念饱受历史学家的批评。
对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霍普柯克只给出了几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其一是至今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棉花危机”说，指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短缺促使沙皇下定决心南下，旨在得到中亚的棉花种植地。这一说法是根据列宁为宣传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恶行而采用的史观，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对俄罗斯帝国史的书写，使得苏联史学家以及大部分西方史学家都从经济角度来诠释俄罗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中亚经济史学家指出，在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前，当地出产的是一种不适宜大规模加工的短绒棉，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俄罗斯在中亚引进适宜工业加工的美国长绒棉，突厥斯坦才成为棉花种植的重镇[可参阅贝阿特丽切·佩纳蒂，《俄罗斯突厥斯坦的棉花热潮和土地税收（1880年代至1915）》，Beatrice Penati，“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2013]。更重要的是，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危机丝毫不能解释俄罗斯在1860年之前进军哈萨克草原的行动。
说法之二是霍普柯克在“塔什干雄狮”一章提到的“先斩后奏”，指俄罗斯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是由于前线“好斗”的俄罗斯军官——尤指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Cherniaev）——急于立功，他们在未得到圣彼得堡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先斩后奏，使得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在看似偶然的情况下不断南进。这一说法在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被视作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返祖现象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s atavism）的一种形式，意指某些帝国的扩张是在一些“在位之人”（Man on the spot）的擅自行动和争强好胜之中进行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帝国主义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1918）。然而，如果对十九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史稍加考量，就不难推测出，这一说法其实是当时的圣彼得堡为应付欧洲舆论、推卸武力侵略的责任而编造的借口。俄罗斯在中亚的每一次行军都花销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马匹、骆驼和火炮，这绝非以“偶然”或“好斗”就可以解释的行为。俄罗斯攻占塔什干背后更有可能的动机是，在哈萨克草原难以防守的情况下，俄罗斯意在通过向河中地带扩张，寻找绿洲的定居文明（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和一道自然屏障（阿姆河）作为可靠的边境线。一面是列宁主义史观，另一面是俄罗斯帝国编造的借口，霍普柯克选择的这两面都对厘清俄罗斯进军中亚的脉络毫无裨益。
除此之外，霍普柯克还给俄罗斯向亚洲进军找了一个相当深远的动机：“黄祸”——俄罗斯受到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大博弈》以俄罗斯被成吉思汗的铁骑攻克开头，谈到金帐汗国的统治、“成吉思汗帐下那些矮小残暴的游牧骑兵”在俄罗斯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使得俄国人一方面可以忍受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排外且恐惧东方人。俄罗斯为了保证真正的安全，必须要消灭蒙古人的威胁，向亚洲进军。这一观点，同样是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蒙古帝国的确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将其视为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就是无视其他欧洲帝国对亚洲文明的殖民，同时也无视了苏联初期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扶持与互动。
总之，“大博弈”传说突出了英国在中亚的地位以及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对立，却从未提及双方的合作与沟通；霍普柯克对历史的解读大部分基于英语材料以及一整套陈旧的史观：东方总是残暴而专制的，俄罗斯总是野心勃勃而难以预测的，而英国似乎永远是“大博弈”里高贵的一方。此书最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将帝国的行动当成历史的绝对主角。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本土文明被完全边缘化，中亚人被形容为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棋局两边只有英国与俄罗斯两位棋手。读者的目光完全被遇难的情报官、好斗善战的军官和智慧的帝国外交官所吸引，而中亚本土的历史却被掩盖在了宏大叙事之后。所以，“大博弈”的真正牺牲品并不是那些霍普柯克笔下如圣徒般殉难的帝国人，而是沉默的中亚、想象的东方。这个东方是萨义德《东方学》中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东方，这也是吉卜林在《基姆》中“能与东方人打交道的只能是我们（欧洲人）”的东方。“大博弈”一词在当下的流行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在2006年的再版序言里，霍普柯克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进行一场“新的大博弈”以争夺油气资源。尽管苏联解体后中亚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国家，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被动且边缘化的地位。如何越过“大博弈”框架及其惊心动魄的故事来重新研究历史，把书写中亚的话语权交还给中亚，这才是阅读《大博弈》时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点。 ■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