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藏传佛教历史的宏大面向的驾驭，对往往并非信史的历史叙事的态度，很能考量学者的知识视野和学术潜能。此书第二章，堪称一部早期西藏佛教史与佛教文本形成史。侯浩然博士基于精细的阅读和思考，对国际学界的相关成果作了通盘的总结和深度的评注。佛教文本的翻译和传播对于西藏宗教历史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乃是作者的核心关怀所在。惟其如此，此章生发出的探索精神和启发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学术述评的范畴。譬如，关于吐蕃-敦煌佛教发展联动性的观察（162-163页），关于西藏佛教“黑暗期”（bstan pa'i bsnubs lugs）叙事传统的评估（170等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具体讨论，折射了作者力图全面把握吐蕃时期以降的西藏佛教史的雄心。基于敦煌藏文密教文献解释和重构西藏密教传统，乃是近年西方学界研究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趋向。对吐蕃帝国崩溃以后，密教修习的蔚然成风及其文本传统，作者亦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文墨。
晚近十余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完成了从世俗文献到佛教文献的重心转移。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促进了吐蕃“王权神话”这类重要论题的深化。文书学（codicology）、类型学（typology）的引入，推动了专题性、综合性研究的开展。然而，我们仍应立足文本本身，避免落入已有学者所批评的“理论主导型研究”（theory-driven research）的窠臼。正如此书所列，西方学者常将敦煌藏文丧葬仪轨文书中的bsngo ba释作“替代”文本（110-111页）。根据PT 239.2等号写本，此词作为仪轨故事（smrang）或先例（dpe srol）的标识，存在sngo ba、sngos pa多种变体。将其译作“回向”，释作为亡者所行的献供，最为平允通透。关于此词，M. Lalou、R.A. Stein（石泰安）、褚俊杰均持“回向”之说。A. Macdonald基于此卷撰者有意将苯教观念“替代”为佛教观念这一先入之见，对于此词的语境作了过度诠释。她孤明先发地架构了吐蕃“王家宗教”（gtsug lag）的繁复体系（《M. Lalou纪念文集》，1971年），复又遗留了不少误读和疑窦。此后，今枝由郎、石川巌、B. Dotson均承袭了“替代”之说，步入了同一个“语文学陷阱”。
惟有基于对藏传佛教文献的通盘把握，对藏传密教义理的深切理解，方有可能释读和整合以修法和仪轨为主、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信息的纯粹宗教文本。此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宏大画卷。作者打通了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拜寺沟文书，连同《大乘要道密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所藏相关藏传密教文本，重构了十一到十五世纪藏传佛教的传播史。正是基于这批足以集成一部《新见藏传密教法本汇编》而且日益增盛的文本资源，作者形成了新的整体认知：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域与藏传密教传统的形成关系密切；西夏、元、明三代藏传密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不曾间断；藏传佛教萨迦派（Sa skya pa）的“道果法”（lam ‘bras）在当时各类藏传密法中流行最盛、影响亦大（24页）。此外，对八思巴（’Phags pa）的密教成就、莎南屹啰（bSod nams grags）的身份背景的重估（292-293、333页），则铺叙了精彩而重要的历史细节。
如前所论，沈卫荣教授的密教研究跨越了文本的多重边界，打破了西藏学、西夏学、回鹘学、蒙古学之间的畛域之见，将多语种的宗教文本嫁接、转化为研究藏传密教及其历史的一手资料。作者同定并科判了《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部分文本，确定其为一部以萨迦派“道果法”为主体，依照修法次第编排的汉译藏传密教法本集成。作者借鉴K. Solonin（索罗宁）、P. Zieme等学者的相关成果，考察西夏文译、回鹘文译藏传密教文本及其历史，加深了关于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过程中的党项人、畏兀儿人的中介作用的学理判断（403、413页）。面对研究中的“语文学困境”，作者一再彰显了其作为语文学者的冷静和耐心。职是之故，蒙元宫廷所传、素被汉地士人目为“淫戏”的“演揲儿法” （Yantīr, < Yantra）的真相（245、282页），最终得以水落石出。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西夏、明代相比，何以不增反减？作者从其“受众”背景这一文化语境出发（409-410页），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此书作者强调，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就是藏文文本的历史，藏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藏文文本的研究。这一观点和理路，在全书中得到了饱满的发挥。此书作为“培文”书系的一种，以其编排之精和装帧之美，在近年国内出版的藏学图书中洵属佳构。作者所引相关文本中的某些尚待落实的译名，则有待于今后研究的推进。书后长达五十页的参考书目，堪称一部简明而有致的藏学研究便览。对于书中的新知和新论，读者尽可各充其量、采撷摄收、静心品味。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