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文献之中，藏文文献的门类之繁和数量之巨，较之汉文文献可谓毫不逊色。藏文文献的甚深和广大，既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取用不竭的根本所依，又为后学晚辈构筑了一道森严的知识壁垒。沈卫荣教授和侯浩然博士的新著《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基于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跨越了文本的多重边界，通过丰富的例证揭示了藏传佛教文本形成与历史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
此书以其学术旨趣之新颖和内容体系之完备，足以位居近年的藏学著作中最具示范意义的成果之列。作者对于A. Sanderson研究密教起源的学术进路——“以文本对勘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作了积极的借鉴和有益的发挥。所论范围，不仅包括十一世纪以前西藏的政教历史，而且涵盖十一到十五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历史。近十年来，沈卫荣教授主张突破“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单一框架，积极发掘包括历史、佛教、语言在内的“汉藏佛学研究”（Sin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文本资源。尤其对《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关文本的对勘和研究，凝聚了沈卫荣教授及其门下研究团队的集体贡献，堪称当前藏学领域别开生面的预流之作。这项研究，不仅沟通了不同学术领域的此疆彼界，而且厘清了多语种文本间的年代谱系，使得相关历史过程的重构成为可能。
文本作为前人历史书写的结果，往往具有多个层面的内涵和功能。此书作者引述并升华了D. Germano关于《宁玛十万续》（rNying ma rgyud 'bum）的“多重边界”（at the boundaries）之说，阐释了流动的文本中所蕴藏的多重意义（194-198页）。推而广之，《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关文本，何尝不是一组背景复杂的处在“多重边界”上的文本。沈卫荣教授的密教研究成就，不仅得益于其对西方学者晚近十余年来相关成果的了然于胸（参见其主编的《何谓密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更是得益于其对“原文本”（source-text）的追索和对“文本群”（text-group）的开拓。正如作者所说，“从文本到历史之间，我们必须跨越过一条十分艰苦、复杂和精致的学术道路”（第9页）。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新近发现或重新发现的不同地域、时代相继的多语种文本整合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文本群”进行对勘和研究，因其思路开阔而致广大，打破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藏传密教研究领域寂寂无闻的境况。
面对卷帙浩繁、类型多样的藏文文献，学者如何达到藏语文能力和语文学方法的统一？此书第一章和第三章，为读者开启了认知藏文文献、处理藏文文本的门径和视角，其中不乏对西方学界新近成果的总括和评论。作者早先对一世达赖喇嘛传记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dGe lugs pa）的早期史和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成立史（“华裔学志丛书”第四十九种，2002年）。此次作者据以现身说法，详解如何超越宗教化和程式化的历史叙事体系，再现教条化的宗教叙事背后的历史真实。藏传佛教的教法体系，与其文献传承密不可分。作者提示我们：塔波（Tabo）文书和敦煌文书，可以分别作为西藏佛教“上路弘传”（stod 'dul）和“下路弘传”（smad 'dul）的文本坐标（231页）；敦煌藏文写本表明，密教对于西藏吸纳佛教并形成独特传统起了最中心的作用（218页）。此外，敦煌藏文密教文献又与黑水城密教文献一脉相承，同样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对藏传佛教历史的宏大面向的驾驭，对往往并非信史的历史叙事的态度，很能考量学者的知识视野和学术潜能。此书第二章，堪称一部早期西藏佛教史与佛教文本形成史。侯浩然博士基于精细的阅读和思考，对国际学界的相关成果作了通盘的总结和深度的评注。佛教文本的翻译和传播对于西藏宗教历史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乃是作者的核心关怀所在。惟其如此，此章生发出的探索精神和启发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学术述评的范畴。譬如，关于吐蕃-敦煌佛教发展联动性的观察（162-163页），关于西藏佛教“黑暗期”（bstan pa'i bsnubs lugs）叙事传统的评估（170等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具体讨论，折射了作者力图全面把握吐蕃时期以降的西藏佛教史的雄心。基于敦煌藏文密教文献解释和重构西藏密教传统，乃是近年西方学界研究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趋向。对吐蕃帝国崩溃以后，密教修习的蔚然成风及其文本传统，作者亦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文墨。
晚近十余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完成了从世俗文献到佛教文献的重心转移。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促进了吐蕃“王权神话”这类重要论题的深化。文书学（codicology）、类型学（typology）的引入，推动了专题性、综合性研究的开展。然而，我们仍应立足文本本身，避免落入已有学者所批评的“理论主导型研究”（theory-driven research）的窠臼。正如此书所列，西方学者常将敦煌藏文丧葬仪轨文书中的bsngo ba释作“替代”文本（110-111页）。根据PT 239.2等号写本，此词作为仪轨故事（smrang）或先例（dpe srol）的标识，存在sngo ba、sngos pa多种变体。将其译作“回向”，释作为亡者所行的献供，最为平允通透。关于此词，M. Lalou、R.A. Stein（石泰安）、褚俊杰均持“回向”之说。A. Macdonald基于此卷撰者有意将苯教观念“替代”为佛教观念这一先入之见，对于此词的语境作了过度诠释。她孤明先发地架构了吐蕃“王家宗教”（gtsug lag）的繁复体系（《M. Lalou纪念文集》，1971年），复又遗留了不少误读和疑窦。此后，今枝由郎、石川巌、B. Dotson均承袭了“替代”之说，步入了同一个“语文学陷阱”。
惟有基于对藏传佛教文献的通盘把握，对藏传密教义理的深切理解，方有可能释读和整合以修法和仪轨为主、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信息的纯粹宗教文本。此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宏大画卷。作者打通了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拜寺沟文书，连同《大乘要道密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所藏相关藏传密教文本，重构了十一到十五世纪藏传佛教的传播史。正是基于这批足以集成一部《新见藏传密教法本汇编》而且日益增盛的文本资源，作者形成了新的整体认知：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域与藏传密教传统的形成关系密切；西夏、元、明三代藏传密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不曾间断；藏传佛教萨迦派（Sa skya pa）的“道果法”（lam ‘bras）在当时各类藏传密法中流行最盛、影响亦大（24页）。此外，对八思巴（’Phags pa）的密教成就、莎南屹啰（bSod nams grags）的身份背景的重估（292-293、333页），则铺叙了精彩而重要的历史细节。
如前所论，沈卫荣教授的密教研究跨越了文本的多重边界，打破了西藏学、西夏学、回鹘学、蒙古学之间的畛域之见，将多语种的宗教文本嫁接、转化为研究藏传密教及其历史的一手资料。作者同定并科判了《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部分文本，确定其为一部以萨迦派“道果法”为主体，依照修法次第编排的汉译藏传密教法本集成。作者借鉴K. Solonin（索罗宁）、P. Zieme等学者的相关成果，考察西夏文译、回鹘文译藏传密教文本及其历史，加深了关于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过程中的党项人、畏兀儿人的中介作用的学理判断（403、413页）。面对研究中的“语文学困境”，作者一再彰显了其作为语文学者的冷静和耐心。职是之故，蒙元宫廷所传、素被汉地士人目为“淫戏”的“演揲儿法” （Yantīr, < Yantra）的真相（245、282页），最终得以水落石出。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西夏、明代相比，何以不增反减？作者从其“受众”背景这一文化语境出发（409-410页），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此书作者强调，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就是藏文文本的历史，藏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藏文文本的研究。这一观点和理路，在全书中得到了饱满的发挥。此书作为“培文”书系的一种，以其编排之精和装帧之美，在近年国内出版的藏学图书中洵属佳构。作者所引相关文本中的某些尚待落实的译名，则有待于今后研究的推进。书后长达五十页的参考书目，堪称一部简明而有致的藏学研究便览。对于书中的新知和新论，读者尽可各充其量、采撷摄收、静心品味。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