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8月，清廷颁上谕宣布科举改制。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试四书五经义。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此后四年间的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章程来考士子。
这次科举改制正是一个被“科举立停”所覆盖，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巨幅变化。余英时曾指出：科举以“圣典”（四书五经）为基础文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作为“造士”和“取士”的依据。但对“圣典”的解释又是多元的，不可能统一于任何“一家之言”，因此科举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有一种自我调适的机能，使钦定“正学”不致与科场以外学术与思想的动态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
从余英时的洞见出发，我们会看到传统时代科举制不是完全没有“弹性”，但1901年的变化之大在于原来造成科举制度“弹性”的变量大致是单一的，主要来自于考官，现在一转而为多个因素在同时变化，且多是在无奈地应变而变。在多个变化里最要命的是，本应为不变之客观标准的基础文本突然膨胀到了边界在何处都不知道的地步。考官由此进退失据，考生也彷徨失措，围绕考试的各种生意则利用边界的模糊揣摩风气，浑水摸鱼。这一过程一方面催逼了科举的立停，同时又让历史有不少诡论性的发展。
从催逼了科举的立停来说，“八股改策论”后，由于基础文本漫无边界，考试范围就接近“临海无涯”。光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就包括了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格致、算术、制造、声、光、化、电等学问。对此考官困惑于如何出题，但礼部的回应却是“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之切于实用者命题”，而何为“切于实用”却只字未提（大概礼部堂官自己也不太清楚）；学生迷惘于如何答题，但礼部的答复是“士子讲求时务肄习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蕴”，如何算“肄习有素”也片语皆无。于是“新学”就成了每一个考官和士子各有各理解的东西。早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到稍迟的《校邠庐抗议》、制造局译书和各种“出使日记”，再到《盛世危言》《时务通考》和各种各样的策论汇编，一股脑儿都成了考官的“出题依据”和读书人的“备考资源”。不仅考生到上海买书，考官也到上海买书，甚至礼部都要去上海买书。更危险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海外被禁报刊也成了供读书人备考的“新学进化捷径”。这种“过期新学”、“滥造新学”和“禁抑新学”共熔于一炉的局面让张之洞等虽试图以“中体西用”的框架来规范“策论科举”，但其实他们既挡不住“周秦诸子之谬论”，也封不了“释老二氏之妄谈”，更不能抵抗“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那么，这样不能为朝廷“得人”，反而可能塑造叛逆者的科举，要它何用？
从历史的诡论性发展来说，1905年科举立停的消息确凿放出后，除了少数基本对外界情势隔绝懵懂的乡僻之士，大概多数读书人对此都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有些人在落寞感慨之余，甚至有“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的少许轻松。这是因为在科举立停前的十余年，读书人早已感知到科举将变和科举可能会停。1891年陶保廉就发现：“近人病八股之空虚，竞议以天算、舆地、时务等策论试士。”这种种“竞议”的汇集在戊戌前已形成一股流风。维新变法的尝试虽然短暂，但更让“科举要发生大变化，甚至即将消亡”的感知萦绕在众多读书人的心头。于是读书人会以各种方式回应他们预感的科举之变。像郭沫若的族中长辈郭敬武是王闿运的高足，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戊戌后他在四川嘉定的家塾里就以讲乾嘉朴学来应对可能会废的八股。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父李权是“一县闻名的大秀才，拥有（当地）最大的学馆”。在李济读毕四书后，他不照旧日常规让李济读《诗经》，而是改读《周礼》。与李济同为哈佛博士，国民党大将俞大维（其父俞明颐是曾国藩孙女婿，大伯是清末名士俞明震，姑姑俞明诗是陈三立之妻、陈宝箴之媳）也是读毕四书后不读《诗经》，改读《公羊》。这些个案都说明在科举将变之流风的影响下，读书人为子弟读书做过多样的“预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