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您出版了《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一书，这在您诸多以老庄为主题的学术著作中颇为醒目。请问您写作此书的用意是什么？
刘笑敢：那本书是我从道家思想出发对近百年来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的反思和批评。所谓病态心理的突出表现是两极化的价值取向，对一切都习惯于做是非、对错的简单化、绝对化的评价，极端地反对一方、赞成一方，以斗争为原则和价值，排斥任何中间状态的合理性，不能对复杂的局面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针对这种价值取向我提出分寸感的重要性。
这种反思起因于海外的经历和对百年中国之路的痛苦感。两件事对我有猛醒的刺激。大约是1989年，史华慈教授请我和普特南（Putnam）教授到他家吃晚饭。席间他们两人一直在批评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百姓看不起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还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利润。他们说得很激烈，我好奇起来，禁不住问：“你们这样批评资本主义，是否赞成其他主义？”他们两人极强烈地大声说：“No way！”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原来我潜意识中也有这种我并不喜欢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1993年底我到新加坡任教，无意中看到李光耀说：“他们中国人聪明，有很多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我们没有，我们的祖先都是穷苦人，甘愿冒着在海上漂流数月得疟疾死在海上的危险到南洋来……”这段话让我痛苦不已。是啊，百年来中国涌现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那么多内部的斗争、抗争、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却落后于新加坡……原因何在？别人在建设的时候我们在斗争自己的同胞，我们是不是太好“斗”了？这背后岂不就是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当时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对我说：“笑敢，不必悲观，将来经济发展了，饼子做大了，对立斗争就会减少，局面就会好起来。”是这样吗？
自1980年代末开始，您先后在中国大陆、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访学、任教，就您的亲身经历来看，海外汉学界和国内的哲学界，在治学方面有哪些显著差异？
刘笑敢：起于欧洲的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为主的“汉学”（sinology）这个词已经很少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即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哲学等诸领域的现代研究。老一代汉学家能看古文，却不懂现代汉语，不会说汉语，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能说流利的汉语，而且不少在西方的研究中国问题的骨干是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
我曾问过杜维明先生，用英文写作和用中文写作有何不同。他说：“那太不同了。用中文写，今晚电传过去，明天就登出来了。用英文写，编辑会不断打电话和你讨论，商量如何修改。我对编辑说，我不再看修改稿了，你自己改吧，但编辑还会打电话，要和我讨论如何修改。”
依我自己应邀撰文编书的经验来看，也是这样。约稿的主编会交代写作题目、要求，收到初稿后会认真回复，或许需要修改。修改后，主编还会阅读加工，然后请你过目，是否接受他的修改或建议。送交出版社以后，一般会请两位学者匿名评审，评审人如果提出修改建议或批评意见，请作者修改或答复评审人的批评。如果评审人同意发表，责任编辑会在修改稿上作最后技术加工，并提出一些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和建议。最后，他们会让作者过目、签字，表示接受出版社最后的加工。国内完全不同，很年轻的编辑都可以随意修改、删节老学者的稿件，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不征求作者意见。我感到西方的学者、编辑和出版社从整体来说都更认真，更尊重作者和编者的劳动，用英文写作更困难，但也更有成就感。 ■
封面刘笑敢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