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又说道：“我一生当中的哲学生命是和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洪汉鼎被打成“右派”，别的老师对他避而远之，但贺麟在那段时间始终没有避讳洪汉鼎，反而鼓励他，让他读斯宾诺莎，让他从这个从年轻时代开始便充满了苦难的哲学家身上汲取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之后洪汉鼎“右派”的帽子被摘掉，但是1963年报考研究生时仍然因为政治原因而不予录取，被分派到陕西咸阳下面的县城，一待就是15年。这期间，贺麟也经常写信鼓励洪汉鼎。1978年后，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贺麟又在第一时间鼓励洪汉鼎报考。当时的年龄上限是40岁，而洪汉鼎已经41岁了，贺麟对洪汉鼎说他已经和社科院院长打了招呼，让他尽管放心报考。“这位老师在我的一生中给了我很多帮助。”洪汉鼎说。
“你到贺先生那里，他的
语言经得起分析吗？”
洪汉鼎的另一位老师是洪谦先生。1980年代以前，中国研究分析哲学的学者不超过20个人，洪谦是其中的主力。洪汉鼎评价洪谦是在中国哲学家里做西方哲学，还能够使西方哲学家与其对话的一位学者。
洪汉鼎一方面师从贺麟，另一方面跟着洪谦学习分析哲学，因此他跨了两个师门。尽管两位老师私下关系很好，但在学术观点上却不甚一致，这就给洪汉鼎带来了难处。“有时候到洪先生那，洪先生问我，你到贺先生那里，他的语言清楚吗？他的语言经得起分析吗？因为按照分析哲学来说，语言一定要有明确性，有所指，有它的论证和清晰性。而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可能会说洪先生的语言是很清楚，但哲学难道就研究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洪先生研究语言对人生大事有用吗？后来贺先生对我也有意见。1979年，由于我是中国最早毕业的研究生，当天晚上我和中国社科院的人在西单四川饭店里吃饭，所有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贺先生就讲了门风，他说洪汉鼎现在已经从洪谦那里毕业了，他实际上就是在说这就是我的学生。”洪汉鼎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也会带着反思的眼光看，他认为门风、师门的这种传承有其好处，但是也有其弊端，就是门风往往会把一个人限制住。
“15年前你的那份答卷
我现在还保留着”
另一位让洪汉鼎记忆犹新的老师，是温锡增。温锡增长期在英国留学，后来在英国做教授。1950年代周恩来邀请海外专家回国，温锡增于是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温锡增1962年回国，洪汉鼎1963年第一次考研究生。当时他本打算考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但由于贺麟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和马克思研究关系密切，离政治太近。再加上洪汉鼎当时刚刚脱去了“右派”的帽子，若要研究黑格尔，实为冒险之举。于是贺麟就给洪汉鼎出主意，让他去找温锡增。温锡增研究的是古希腊哲学，再加上刚回国不久，较为独立，和外部的政治环境联系不多。洪汉鼎听从了贺麟的意见，报考温锡增的研究生。
然而快要发榜时，洪汉鼎得到消息，因为他曾经的“右派”问题，今年他不会被录取。于是洪汉鼎打算去拜访温锡增，一方面向他转达这个消息，另一方面当面对他表示感谢。洪汉鼎到了温锡增家，温锡增说这次考试只有洪汉鼎的答卷让他满意。洪汉鼎把不能被录取的消息告诉温锡增，温锡增说，他招的是优秀的研究生，政治问题他不管，如果不让录取洪汉鼎，那么当年他也不会招收其他学生。
洪汉鼎回忆道，温锡增的话他到今天都还记得。15年后，洪汉鼎再去拜访温锡增。温锡增说，15年前你的那份答卷，我现在还保留着。洪汉鼎听到后，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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