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伯夷叔齐采薇图》。作为“历史故实画”之一种，它通过颂扬伯夷、叔齐的气节，起到聚拢人心的政治宣传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长期从事宋史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她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宋代任官制度的学术成果，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此外，她的研究范畴还涉及宋代的“祖宗之法”、唐宋妇女史、家族史等。新世纪以来，邓小南不断呼吁对宋史需要“再认识”，提倡为宋史研究引进新方法、新视野，重新发掘旧材料和重视利用新史料。这篇访谈，即是对“再认识”的一个概括性介绍。
这些年来，您在不同场合都曾呼吁说，要对宋代历史“再认识”。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前的认识必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值得我们再去重新审视这个历史时期。您是如何界定这个“再认识”的？
邓小南：历史学是一门重在反思、重在辨析的学问。既然如此，“再认识”就始终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与责任。就宋代历史而言，所谓“再认识”，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应该说，对宋代历史的研究，近代以来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积累了不少基本认识；其次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队伍的壮大，研究议题更加丰富，材料解读愈益深化，有些问题，包括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南北格局、胡汉 / 华夷关系、权力运作方式、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等——确实需要重新认识，需要置于长过程大背景下予以思考；目前也有了新的审视角度、新的观察视野，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研究中，对宋代的认识可能是反差最为突出的。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宋史研究的空间值得大大拓宽，思考讨论应该更加缜密。认识这一时代的历史，不能单一视线，也不能选精拔萃。“再认识”需要学界集体性的自觉，需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也需要关注不同时代回应现实的特有“路径”。
我跟学生讨论时会说，史学成就的高低，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材料与议题结合的程度。最近几年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和整理，对制度史研究者是难得的机遇。但整体上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足以撼动宋史研究基本框架的考古发现或其他类型的新材料；缺少来自新材料的冲击，也相对缺乏对材料的敏感。这对宋史研究者来说，或许是一种“天然”的缺陷，也是我们学术训练中的软肋。新材料带来的激荡不足，更要靠我们提高学术敏锐度，在现有材料中读出新意。
说到新的材料对宋史研究带来的冲击，您曾经呼吁和提倡深入研究宋人书画，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能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吗？
邓小南：我们做宋史，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和古建筑。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涵着当时文化菁英的学养与情操。但就其功能而言，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与绘画相较，书法在现实生活中承载着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用以沟通信息的方式；无论在察举科举中，无论是为官任吏者，都无法离开书写技能。作为自古以来的实用技艺，书法体现着士人的基本能力素质，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民间长期受到重视。目前传世的宋代书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迹。就其风格而言，有常用于官方文书撰写抄录的“院体书法”，也有“文人书法”。文人篇什作品与其墨迹，往往构成“一体两面”的欣赏对象。就其内容而言，属于原创者，往往为公私文书、诗文、题跋之类材料，大多可直接作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些本身即是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