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作为典范被树立,是因为他的树立有助于引导书学发展,端正士气,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由时代背景看,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诸位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后,亟需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世人行为,使之符合伦理纲常,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要求。
换句话说,清代诸位皇帝都希望借由书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爷研习书法、做学问、在画上乱题,忙的不亦乐乎,虽然毁了很多名画,但确实有点小才华,用书法得了天下士人的心。
比起有才的乾隆爷,其它几位皇帝,对书法都有着非一般的钟爱,他们引导书法发展,不但树立典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状元,同时也有着内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对“正”、“敬”书风以及对帖学正宗的推崇。
乾隆在《快雪时晴帖》御笔题诗
还说乾隆,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题跋中均用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风格的典型描述,反复运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书法以正宗为依托。在品评其他名帖时,乾隆也以正宗观念为参照。如在跋《蒙诏帖》中即提到“险中生态,力变右军”。最能说明乾隆对此推崇的,是一开头说的三希堂,他酷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来,刻印成册分赐下臣,这样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物对应,对书法时风的引导也更加强有力。
康熙赐书
清代皇帝们自己崇尚帖学正宗,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影响臣下。赐书是一种方式。因为赐书不光会展现帝王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造诣,书写的内容也极为关键,更重要的是获帝王赐书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以康熙帝的赐书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紧接着,又赐给孔子的66代孙子孔毓圻《御制过阙里诗》,也让他感激涕零。
五年之后,他又南巡,自己把孔子、孟子及周公庙的碑文抄了一遍,赐给孔毓圻,大学者孟贞仁,东野沛然等人。他这种赐书是经常性的,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遗迹及后人、忠臣、封疆大吏,赐的都是“万世师表”、“忠贞炳日”之类的话,这些人得到之后,受宠若惊,肯定更加效忠康熙。这也是一种对“正”、“敬”书风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