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张钊瀛参加了十几个群展，平均每个月都有。他规定自己每年一定要创作一到两个新系列，找上门来的群展也尽量答应。有人劝他，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可以更挑剔些，但是张钊瀛还是宁愿更勤快些、姿态更低些，只要对方不是恶意的，多亮相对年轻人来说总不是坏事。“年轻人没有资格选，人家愿意给你机会是好事。”
这与蓝庆伟对年轻人的印象是一致的：“年轻人和老艺术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更积极主动，更好沟通。虽然他们也很坚持自己，但有一种平等观，沟通相对容易，配合度高。”
群体合作也是青年艺术家经常采取的创作方式。2012年开始，焦兴涛带着他在四川美院的研究生展开了“羊磴艺术计划”。他本身是70后，也经常被算在青年艺术家行列里，既是教书20多年的“老司机”，也能对今天年轻人的处境感同身受。“这帮年轻人很迷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他们也有一种冲动，想搞清艺术和真实生活的关系，包括怎么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我有一个研究生的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北部的羊磴镇，当我们提出要找木匠做艺术项目时，他说那儿有很多失业木匠。我们就去了，一做就是五年。”羊磴合作社的艺术项目跟现在科技感、时尚化的当代艺术创作很不一样，他们离开封闭自足的当代艺术系统，展开田野工作，找到了一种新的、跟真实生活建立联系的方法。
羊蹬艺术项目组的影像装置作品《羊磴艺术合作社》。图/受访者提供
在更多元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形态必然会更丰富，出现更多难以被归类和总结的独立个体。青年艺术家更是如此，也理应如此。
老师辈常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那是因为他们拿自己的圆熟跟别人的青涩比。实际上只要换个角度看，结论就会不一样。年轻的眼是无限好奇和天真的眼，年轻的笔是想到哪儿画到哪儿的笔。年轻时大家没有经验，不懂深思熟虑，但也不全是撞大运。
何桂彦说：“青年艺术家的最大特点是思维敏捷，敢于实验，敢于试错。倒不一定说作品多成熟、多前卫，但他们确实能为既有的艺术生态提供活力，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同代成长”
虽然四川美院每年只有约15%的毕业生会走上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但这条路仍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何桂彦组织了“路径与方法：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与创作方法论”系列学术讨论会，让青年学子与成功艺术家面对面，“感受学院的氛围、规范与当代艺术，主要在方法、观念等方面，仍然是有区别、有距离的，进而反思自己的创作，调整、完善自己”。
虽然还是会把成功艺术家的演讲现场坐得满满的，但在年轻一代心中，他们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代。“我们1981年到1993年出生的这拨人，在一起很少谈作品，就算聊也是很技术地聊。”张钊瀛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一直讨论社会责任和使命感。还是有匪气，但是变得更温和了，转化得更巧妙。我们不会一天到晚说社会不行，每天发一些不好的东西。”
虽然四川美院每年只有约15%的毕业生会走上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但这条路仍有极大的吸引力。
蓝庆伟提出了一个“同代成长”的概念，就是说艺术家要跟同辈的批评家一起成长。“策展人李路明说过，他们那个时候虽然很困难，但是艺术家只要参加过一两个展览，地位就奠定起来了。不像今天，每天恨不得有100个展览，要是人家今天没看朋友圈就看不到你。貌似参加了很多展览，但都是无效的。”
2014年以来，张钊瀛已经举办了五个个展，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也可以带带大家了。他也相当有“同代成长”意识，“话语权是通过一个系统组织起来的，现在年轻人也应该组织起来，这样等需要的时候也会有话语权”。平时，他尽量选择与学批评和策展的同龄人合作，新兴藏家也是张钊瀛的关注点。在他看来，只要年轻人共同努力，就能形成一个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新系统。“青年艺术家已经脱离了老师，自己有独立判断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出门之前有人扶一扶还是不一样的。但在没有的情况下，把作品做好最重要。”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文艺复兴、现代主义运动和85新潮。艺术家的好坏与年龄无关，即使是所谓青年艺术家，一旦创作停止，也会很快被迭代。而在所有时代，机会只倾向于那些有准备、有能力、有耐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