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也是好物？ 台北故宫展为假画正名

“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151-230）的《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以这三个字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近日，台北故宫以此为题，组织了一场“伪好物”展，呈现一批颇具水准的、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苏州片”。

“苏州片”原本是对商业性仿作的称呼。明清时代，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书画造假中心是明代万历到清代嘉庆时期的苏州。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所造假画统称为“苏州片”。当时，题材缤纷且为数众多的“苏州片”，反映出明末清初“古物热”与书画消费蓬勃的氛围。当时的商业作坊内的高手，以古代大师为名进行再制，同时藉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苏州名家的风格来回应这波需求，提供消费者对于著名诗文经典或讨喜吉庆主题等种种的活泼想象，打造出许多如《清明上河图》《上林图》等热门商品。

这类被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视为赝品，即使大量存在于公私收藏中，却长期受到忽略。但其实，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流通量，反而成为明中期以来讯息传播、古代想象、与建构知识的重要载体，甚至到了清代，苏州片成功地进入清代宫廷，直接影响到宫廷院体的形成，对绘画史的发展，具有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重要性。

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说起

根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宰相严嵩父子非常想得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向官员王舒索求。王舒于是请画师黄彪摹造一本进献。严氏父子相当宝爱此画，将其视为收藏书画之冠。后来装裱匠汤臣向王舒索贿不成，揭露此卷为伪，严氏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诬陷王舒，王舒被问斩。

这类“因画致祸”的故事有许多版本，牵涉到的人物包括宰相、官员、画师乃至装裱工匠，阶层来源复杂。故事中黄彪摹绘的《清明上河图》可说是“苏州片”裡最热门的题材，足以代表当时社会各阶层共同卷入因“古物热”形成的“伪好物”商品消费的热潮。

明　黄彪　画九老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27.2公分　横193公分

黄彪（1522-1594以后），苏州籍画家，精于临摹。是被学者公认的少数清楚身份的“苏州片”代表画家。

这幅画作是现存唯一有黄彪亲自题识的作品，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他已届74岁高龄。画面与刘松年《会昌九老》构图相同，为黄彪临摹古画的例子。

传宋　张择端　清明易简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38公分　横673.4公分

此作卷末耸立的柱石中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款书，许多店招如“孙好手馒头”、“潘家黄耆圆”亦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名铺相同。然画中砖砌的城墙不见于北宋，山石林木带有仇英风格的影响，屋宇宫观敷染的青、绿、朱色则为苏州片中常见的色调组合，加上画中钤有王世贞、严世藩的伪印，故推测此作应为明代后期根据南宋描述汴京的文本，同时附会王世贞父亲与严嵩父子“因画致祸”的著名情节，融合当时热闹的市街情状，所精心创绘的明版《清明上河图》。画中人物面容姿态描绘细腻，百业活动缤纷丰富，精彩有趣，实为“苏州片”中的佳作。

“伪好物”的新典范

苏州从明中期后，已成为江南甚至是全国的文化与时尚中心，苏样时装、苏式家具与器用、苏州园林与绘画，甚至点心，都是各地竞相模仿的对象。苏州原本就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本，画家们利用江南地区丰富的文物收藏，从学习与临摹古画中，逐渐发展出各自的面貌，而成为画坛主流。例如《明皇幸蜀图》曾被著名的项元汴家族收藏，著名的苏州职业画家仇英就曾在项家临摹学习古画后创制出不少新作。透过文人的聚会品题，苏州的书画品味与知识也逐步深化与扩散。

由于当时江南经济繁荣，许多人都有意愿及财力收藏书画。在丰厚利益诱惑下，苏州当地出现不少古画作坊，甚至部分文人画家也加入了造假的行列。本次展览中展出的托名仇英的成组挂轴，均是仿自仇英《仙山楼阁》一类的界画。这类画作描绘古代著名宫殿，配上诗词，成为既华丽又富文化寓意的产品，十分适合悬挂装饰厅堂。这种讲求画面细节、富有故事寓意与文化根源的“苏州片”，乃成为“伪好物”的新典范，广受大众欢迎。

传明　仇英　画连昌宫词（局部）

形式：轴　绢本设色

尺寸：纵66.8公分　横37.6公分

本幅是以著名的隋唐宫殿连昌宫为主题的诗画轴，诗塘上都附有所谓文徵明书写的宫词25首。此幅与院藏《长信宫词图》的书法与画风相当近似，当属同一组四幅。当时的作坊，喜欢绘制以仇英画、文徵明题诗的合璧之作来吸引买者。此幅诗画轴可能是以仇英绘图、陆师道题诗的《仙山楼阁》为模仿对象，连左前方松林与其间宫殿都有相似处，只是少了原作的典雅含蓄，更强调色彩缤纷与繁复细节。活动其间的宫人，或舞蹈，或凭栏，或抚琴，或对坐闲谈，观之令人兴味盎然。

明 仇英 《仙山楼阁》

传明　仇英　画长信宫词（局部）

形式：轴　绢本设色

尺寸：纵66.5公分　横 37.7公分

此幅与上面《连昌宫词图》同属一组，书法与图绘风格都相当近似，应为同一作坊的作品。怪怪奇奇的山石，青绿重彩敷色，部分轮廓勾有金边，五彩缤纷且结构繁复的宫殿群配上盛开的红白梅，众多宫人活动其间，一派富丽祥和，有如仙境。此种四幅成组的画轴，齐挂厅堂确实气派华丽，应为相当受到欢迎的商品。

“伪好物”之爆款直击

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州片”可以发现好几类风靡当时收藏界的热门商品。例如《汉宫春晓》《百美图》一类对妃嫔宫中生活浪漫的想象；或是依照著名诗文制作的叙事性绘画——如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描绘皇家狩猎壮盛场面的《上林图》；又如吉庆祝福意味浓厚的《群仙会祝》《瑶池献寿》等群仙图像；教养礼教伦常的《二十四孝册》《养正图解》等。这些作品的作者无论写是唐代周昉、宋代赵伯驹、元代王渊，或者明代仇英，只要一看那画中鲜艳瑰丽的青绿山石、对布料与建筑构件表面细腻装饰的讲究、对叙事性场景的偏好……就知道，他们皆出自“苏州片”之画师之手。

“一稿多本”的现象，揭示了“苏州片”商业作坊大量生产的实况。品质精粗有别的同稿之作，暗示着当时售价上可能存在差异；不同主题但画风、题跋、款印雷同者，则提供了“苏州片”作坊作伪题材与范围的讯息。

传唐　周昉　麟趾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39.6公分　横327.7公分

麟趾二字，即指宗室子弟。此幅描写后妃居后殿，在观看孩童沐浴、嬉戏等活动。画作虽然在制作年代上无法上达唐代，但画中一部分人物面向圆润、著高腰唐装，造型确为明代流行的唐风，其中帮婴儿沐浴及逗弄婴儿等题材，还可以在其他传为周昉的苏州片中看到。不过，画中也不乏混杂著明代仇英类型人物，例如坐在椅上的后妃，即来自仇英《汉宫春晓》。画中各个场景之间，虽有串场人物，但却又各各独立，此画可视为当时画坊流行题材的组合之作。

传明　仇英　乞巧图（局部）

形式：卷　纸本水墨

尺寸：纵27.9公分 横388.3公分

本幅起始树干上有仇英款印，然而画作并非仇英风格，反而较为接近尤求一派的白描风格。烛火通明的庭院中，宫女们忙着准备茶点花果。屏风前的嫔妃，写字、看书或聊天，还有棋盘可供消遣。接着是宫女簇拥着嫔妃，三五成群，搬桌携物，缓缓前行，经过一群刚刚赏鉴过青铜陶瓷等古玩的妃子，看到有宫人们在进行着穿针乞巧与祭拜活动，供桌上有用来供奉神灵的泥偶，藉以乞巧与求得多子。

全画充满华丽繁杂的细节，令人眼花缭乱，藉由描写七夕时的各种祈祝、乞巧活动，画家带领观者一窥宫中女子的风雅生活。

传宋　李公麟　画归去来辞（局部）

形式：卷　纸本水墨

尺寸：纵34公分　横898.8公分

“苏州片”除了青绿重彩一类以外，尚有许多纯用墨色绘写的白描作品，多半托名于北宋著名文人画家李公麟。此卷即为一例，依据《归去来辞》内容，陶渊明在画卷中登场了十次，或乘舟而归，或抚孤松而盘桓，或植杖而耘耔，或临清流而赋诗……。诗赋中未加详述的部分，如破败开裂的壁面、缚系屋架上的鸡窝、满布花纹的青铜酒器等，在画中皆有细腻交代。

卷后明代沈度、金钝、夏昶、文徵明题跋皆伪。伪跋中所钤“云间沈度”“侍讲学士之章”，与传宋黄庭坚“行书”卷用印相近，推测两作应为同一个伪造书画的工坊或集团的作品。

传明　仇英　群仙会祝图（局部）

形式：轴　绢本设色

尺寸：纵99公分　横148.4公分

本幅左下方有“实父仇英堇制”款，虽为托名之作，然精雕细造，为罕见的“苏州片”佳作。此作描绘主题应是群仙共赴蟠桃大会，为王母娘娘祝寿。陆、海、空诸景穿插层叠，构图工丽复杂；诸路神仙、瑞兽以此为舞台，显示着各样神通。画面右下角小坡上骑着张果老驴子乱奔的李铁拐，元神已由葫芦中化成一道光束，迴环飞至天际谒见太上老君。相对仙人简单的装束，画中楼阁器用装饰华美、结构繁缛。以金线细腻描绘的云龙纹样，在每根红色立柱上皆费心经营不同图案。人物与动物虽略有小疵，但不减其整体精彩，应为当时祝寿用的高档献礼。

传宋　赵伯驹　王母宴瑶池卷（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33.7公分　横401.3公分

本幅传为南宋赵伯驹作，描绘周穆王前往瑶池拜见西王母。手卷起始处，画滔天巨浪，烟雾弥漫，周穆王与随从正等候从天而降的西王母所派遣的车队，越过横亘画面的高山，即进入瑶池仙境。青绿山石造型多变，绿色苔点与红色花朵像珠饰一般缤纷洒落于山石上。依山而建的高台宫殿，俨整壮观。仙人身著彩衣，白色的披帛，十分显眼。中段仙鹤群集，祥云处处。后段湖面桥道上，华美的鹿车载着西王母，仪仗缓缓前行，将与周穆王相会。瑶池仙境常见于明代如《封神榜》一类的通俗文学，此幅则以精细的描写再现文本的华丽。

传明　仇英　蟠桃仙会（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40公分　横440.5公分

此卷首段画群仙自山径委迤而出，各显神通，渡海赴蟠桃盛会。有行于水面者、以青索御白龟者、骑金鲤者、依偎共乘蕉叶者、摊坐于仙差与花瓣者等，不一而足。次段绘写仙童天女于瑶圃采摘成熟蟠桃，成筐成盒送进王母娘娘的华丽殿宇。末段绘群仙于高台上觐见玉皇大帝。此卷署“仇英实父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院藏传宋代方椿年的《群仙集祝图》，在云气、建筑、山林、树石使用的点画线条与用色极相似，应为同一苏州片作坊生产的“蟠桃仙会”类作品。然两作的仙人、宫殿等场景数量有别，或许在当时亦代表着不同的商品价位。

传元人　上林羽猎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47.5公分　横1298.2公分

传明　仇英　上林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44.8公分　横1208公分

图15 传明　仇英　上林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53.5公分　横1183.9公分

根据记载，昆山巨富周凤来（1523-1555）曾聘仇英依据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绘制14公尺以上的长卷，作为母亲八十大寿的生日礼物。此画后来被大量复制，甚至附会为宋元名家之作。

《上林图》可分为七个段落。卷首先由“子虚”“乌有”和“亡是”三人的高谈阔论开场，接着描绘天子园苑之钜丽——波涛腾涌的浩荡水域、层峦叠章间的离宫别馆。天子在车驾仪仗壮盛地簇拥下出场后，转入校阅士卒在山林间射猎追捕鸟兽的场面。校阅终了，他在嬛嫔陪侍下，于高台上宴乐，忽然省悟不该奢侈纵逸，因而解酒罢猎，摆驾回宫。

本次展出3件结构类似的不同版本，除元人《上林羽猎图》外，仇英名下的两件《上林图》，分别标记作于嘉靖戊戌年（1538）及嘉靖壬寅年（1542）。三卷的画面细节与装饰各有千秋，相互比较极具趣味，亦可想见《上林图》过去受欢迎的程度。

传元　龚开　钟进士移居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11.1公分　横332.6公分

此卷描绘钟馗驱使鬼卒协助他迁居的景象。鬼卒们除了搬运神龛、桌椅等各式家具，也捧持插有如意的花瓶、吊挂着蜘蛛的笙，与站在元宝上的魁星等物件，象征“平安如意”“连生贵子”“三元及第”寓意。鬼卒们跌跤、夺拾的滑稽姿态，极具娱乐性。这类兼具趣味及吉祥寓意的作品，应极受市场欢迎。此作画风与署款皆与传世龚开（1222-1307）作品相异。拖尾仇远、于缉及祝允明的题跋内容，出自弗利尔美术馆所藏龚开《中山出游图》后王肖翁、孙元臣、王时的诗跋。祝允明题跋所钤“晞哲”印，与院藏仇英山水相类，疑为同一作坊制作。

清宫里的“伪好货”们

颜色鲜艳且细节丰富的苏州商业仿古作品，不但广受江南各阶层的欢迎，也成为许多亲王与大臣进贡给清代帝王的礼物。清代帝王是否知道这些作品是“伪好物”？或者真的将其视为古代珍品？

无论如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显然都很欣赏这类仇英与受到仇英仿古作品影响的苏州伪古风格。清宫透过“苏州片”接收了许多“古代”的题材与图式。例如康熙皇帝曾命宫廷画家摹制苏州片的“汉宫春晓”，雍正皇帝也命画家模写苏州片的“清明上河图”，到了乾隆朝，不但摹写苏州片热门商品的种类更多，并且将苏州片的题材与风格，运用在包括“十二月令图”等不同题材宫廷绘画的制作上。这类清宫冠以“院本”或“画院”等字眼的作品，见证着苏州相关的“伪好物”如何变身为盛清皇家风格的重要来源。

传明　仇英　西园雅集图轴（局部）

形式：绢本水墨

尺寸：纵79公分　横38.9公分

据传，西园雅集是北宋文人在驸马王诜府邸西园所举办的一场盛大聚会，参与者包括苏轼、李公麟、米芾等15位文坛名流。一般说法为李公麟绘图，米芾作记，但《西园雅集图记》的文本却一直到明代才出现，故此盛会与文本应均存疑。此作虽传为仇英所绘，然风格并不似，应属苏州片的制作。乾隆对此作颇重视，不但于诗塘御题“胜赏”，并题“规模李氏画中人，底须着色求形肖”，此乃根据《西园雅集图记》中载“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认为仇英如要仿李公麟原图，应该要著色方为“形肖”。

清　丁观鹏　摹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形式：轴　绢本设色

尺寸：纵95.1公分　横43.9公分

丁观鹏在乾隆朝曾绘制大量摹古作品，然其仿制的对象有许多已被证实为明代商业伪作，此即一例。此幅底本目前仍藏本院，全幅以白描画成，由其较为修长瘦弱的造型判断，很接近尤求的白描风格，这类白描作品在苏州片中常被冠以仇英之名。乾隆皇帝在此底本题诗表示“底须著色求形肖”，也成为此摹作用力之处。丁观鹏摹作在构图上保留原图，然在人物、家具与植物部分施彩，如吴派之淡雅，然更为明亮。亭子屋顶结构、柱子、湖石等，则具有西洋素描般的渐层光影效果，整幅作品可说是明代商业白描风格、吴派风格与外来西洋画法的结合。

清　丁观鹏　仿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

形式：卷　绢本设色

尺寸：纵34.5公分　横675.4公分

丁观鹏（约1708-1771或稍后），顺天（今北京）人，曾向郎世宁学习西法，得乾隆皇帝赏识，常奉敕“仿古”，《汉宫春晓》即是一例。《汉宫春晓》看似画题古老，实为明代所新创，此题材也深受乾隆朝宫廷喜好，宫中生产至少有四本《汉宫春晓》，三本且冠上“院本”之名。此幅底本应是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之白描《汉宫春晓图》，为苏州商业作坊另一类热门商品，经常托名为李公麟或仇英的白描作品。由宫中档案得知，乾隆皇帝命丁观鹏临仿之时，将原来白描风格加上淡彩设色。整幅作品虽然设色淡雅，却充斥著各种新奇建筑物与家具陈设，让“古代”成为驰骋想像力的最佳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