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物里的犬文化

原标题：文物里的中国犬文化

古人认为犬是有灵性的动物，有些部族甚至尊奉犬为图腾。《山海经·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山诨，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我国汉族传统文化中奉“龙凤鳞龟”为四灵。晋干宝《搜神记》曰：“张然犬名乌龙。”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兽一·狗》：“犬，齐人名地羊，俗又讳之，以龙释狗，有乌龙、白龙之号。”古人把犬称为乌龙和白龙、视犬为龙，说明犬与“四灵”具有相同的灵性。

战国（秦国）双獾纹瓦当 实为双狗纹

至于犬的文化属性，则以与人的关系不同而有所分别。

祭祀及殉葬犬

古代祭祀多用犬。甲骨卜辞中有“于帝史风，二犬”，意为祭祀时用两只犬。《礼记·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说文·犬部》记载：“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奉献故用犬旁”。《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大祭祀丰犬牲。”段玉裁案：“羹之言良也；献本祭祀奉犬牲之称。”古时用来祭祀的犬称为“献”，犬祭的目的在于祈求降福降祉，永葆子孙后代生活富足安乐；或以犬祭祀山川、道路、城池及其他古人认为有灵的物事，以期消灾弭祸，禳除疫疾鬼魅。《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人磔狗四门，以御蛊灾。”《淮南子·时则训》记载：“旁磔四门，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周礼》中亦规定，王出行要有“拔祭”，即用犬祭车和道路，这样就可保周王旅途平安。《周礼》设犬人官职，专司相犬、牵犬以供祭祀。说明周代专门设有“犬人”一职，其职责为“凡祭祀共犬牲”。

另从《礼记》中的《王制》《坊记》等篇来看，为保证祭品的需要，在春秋之前很重视犬、羊的繁育，“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郑玄注曰：“古来杀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无故杀之。”其寓意是希望除祭祀、庆典和节日外，不要随便杀犬、羊来吃，以保证其繁殖。汉代，朝廷设狗监一职，是掌管皇帝猎犬的官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可见，汉朝狗监的地位很高。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再入龙楼称绮李，应缘狗监说相如”和王勃的“汉延狗监深知己，有日前驱负弩归”的诗句，说的即是此事。到唐代，设有狗坊，是专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署。

西晋青瓷狗圈 南京博物院藏

墓葬殉犬习俗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同样是由于犬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和与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护卫关系所决定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犬殉葬，至殷商时期，以犬殉葬已成风气。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葬品，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如此段甲骨卜辞记载：“丁巳卜，侑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周礼》规定王室丧葬须用犬皮盖丧车。《周礼·春宫·宗伯》记载：“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猽、尾櫜、疏饰。小服皆疏。”犬葬的目的大都是借犬除魔降妖，保护墓主。

唐三彩卧犬 高2.5厘米 长7.1厘米 1988年西安西郊远东公司基建工地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至葬，则歌舞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宠物犬

商代就以名犬为宠物馈赠，有时作为贡品进贡。

西晋青釉瓷狗 武昌区中山路出土 武汉市博物馆藏

《逸周书·王会解第五十九》记载：“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濮州濮阳郡上贡绢犬。”稍晚些，偏远区域和外疆的犬以战利品或贡品的形式传入中原，通过唐代丘悦《三国典略》“齐高纬以波斯狗为赤虎仪同，逍遥郡君，常于马上设蹬褥以抱之。”《尚书·旅獒》“唯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蛮，西族氏贡獒。”《尔雅·释畜》曰：“狗四尺曰獒。”中可知，作为大型犬类，獒在先秦时期就是名犬，常作为贡品被进献给君王。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养犬不再是为了满足祭、食、守、猎、贡等几个方面，“玩赏”和“陪伴”功能渐渐上升到重要的位置。

宋 吉州窑点彩卷尾狗

汉武帝建有犬台宫，《三辅黄图》记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犬台宫外又建有“走狗观”。东汉灵帝更甚，史称他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缓”“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汉书·鲁恭王传》记载：“鲁恭王好在宫室种花，玩狗。”《后汉书·梁统列传》记载：“冀字伯卓……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走狗”既是猎犬的别名，也是赛犬之称。

宋代玉狗 上海博物馆藏

可见，养犬玩赏最先出现于古时帝王贵族之间，随后逐渐由上层阶级传入民间。《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斗鸡走狗”之风在我国不少地区历代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豢养名犬发展成为一种时尚。

义犬

民间说犬有“八德”，说比鸡的“五德”还多三德，分别为忠、义、勇、猛、勤、善、美、劳，其中以忠诚著称。

元代狗猎兔纹玉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国时期张俨《赋犬》云：“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韩卢、宋鹊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犬，短短四句，颂扬了狗的威猛忠诚。而韩卢、宋鹊之后，还有黄耳、黑龙。《晋书·陆机传》记载：“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斋书取消息否？’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筩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比传书更感人的是义犬救人。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三国吴时，襄阳纪南人李信纯醉卧城外草中，适猎者纵火，火顺风且至。其爱犬曰“黑龙”者，于溪中湿身，周回洒李卧处，遂免大难。而犬以往返困乏致毙。李醒乃悟，为之恸哭。太守闻而悯之，具棺椁衣衾以葬。后纪南有义犬冢，高十余丈。五代贯休《行路难》为之赞美：“古人尺布犹可缝，浔阳义犬令人忆。”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鶻。”

总之，从我国古籍中有关犬文化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犬文化现象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和习俗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古人将其升华为一种忠义精神，譬如教育人忠于国家、忠于朋友，称为“甘效犬马之劳”。

康熙素三彩狗 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直至清代纪昀于《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赞曰：“余谓犬之为物，不烦驱策，而警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僮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