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鬼狂想》与《命中注定》中，不时会有时事入戏的地方，如“卖鬼”一剧，傻优人与定伯渡河、鼓励不习水性的定伯：河的对岸是人潮也是钱潮，只要你过岸和领导握个手，利就大于弊。而在《命中注定》里，创作者更是直接将因学费诈骗而死的学生、王宝强离婚案等时事引入对话的调侃中，这种现象固然可以用“间离”、与观众的互动进行解释，但同时好像又觉得创作者对观众不放心，他们讲了一个寓言，又怕观众不理解自己关涉现实的用心；想要批判现实，却又怕因此失去观众在剧中的乐趣进而失去观众，这些多少利用了观众在喜剧中“代偿性”心理的做法，虽然能够快速引起共鸣、引发剧场效应，但不要忘记，代偿性可以让观众获得短暂的心理慰藉，也可以随时让他们放弃前行的动力，如若真心想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现实，就需要创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虑如何讲述与现实相关的寓言，而不是将现实生硬地插入寓言。
中国是寓言的大国，自庄子起，便有以寓言说理的传统，到了优孟、东方朔，富有喜剧性质的寓言更起到了带有隐喻特征的讽谏，此后教化与娱乐朝着良性结合的方向发展了一阵。到了清代，随着戏剧故事性的加强，“教化”成了高台教化，向上讽谏的功能受到严苛的控制，转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群众。由此，那些不愿为政治服务的喜剧，只能努力朝着与商业合谋的方向求生存求发展。这样的矛盾在话剧引入中国后，虽有变形，但大抵一直存在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业戏剧的发展，喜剧与寓言类作品的再次流行，也将这类作品讽刺现实所遭遇的矛盾再次放大。不可否认，寓言的叙事特征自身本就带有一些表意的多解性，这多解也暗含着演出客观效果会与作者原意相违的风险，即使是《茶馆》这样更接近历史的寓言作品，老舍创作的情感到底是更倾向于对三个旧时代的批判，还是哀悼与留恋，在今天也仍然留有讨论的空间。由此，创作者们找到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力往自己的作品里结构更多充满悖论的元素：虚实、人鬼、真假、中西，上述这三部剧场作品中的这些元素，给了观众思考的框架，却无法明确给出思考的方向。所以观众会觉得不满足，不解气，可我们不能一味苛责创作者的胆量不够，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中所说的，在今天依然值得警觉：讽刺者“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对于那些试图打倒讽刺者的，鲁迅也说“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所以，要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作品的好坏之辩，终究也是社会的好坏之辩，作为研究者、评论人，在关注作品好坏的同时，也更应该去读解这作品好坏背后的因缘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