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书目》卷九，也就是《天禄琳琅书目》明版史部著录的“《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宋娄机撰，上下二卷。卷前宋洪迈、楼钥二序，后机自序二篇……机字彦发，嘉兴人，干道间进士，累官参知政事，赠金紫光禄大夫，加赠特进，见《宋史》本传。洪迈、楼钥具见前。此本明仿宋刊，颇得其似，选纸选墨，皆不苟焉。”这是《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第一部《班马字类》，天禄琳琅馆臣鉴定为明代仿宋刻本，但未言明何时何人仿刻。

前几年，全国古籍保护中心评审珍贵古籍，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曾申报一部《班马字类》。该书前后扉页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卷端右上角栏外钤“天禄继鉴”。中间骑上栏钤椭圆“乾隆御览之宝”。卷末左上角栏外钤“天禄琳琅”小印。初观其形，的确颇似宋刊，但仔细审视，又觉其字迹呆滞死板，缺乏原宋刻的灵秀神韵，故否认其为宋刻，定为明刻本，选入《珍贵古籍名录》。书内钤“钱谦益印”。即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所著录五部宋版《班马字类》中的第三部。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班马字类》凡七部：卷一著录两部，皆带御题。卷八著录五部，皆列入宋版经部小学类。卷一著录的第一部《御题班马字类》一函五册，有李曾伯《补遗》，当为南宋景定五年李曾伯刻本。第二部《御题影宋抄本班马字类》，云：“采摭欣传檇李娄，居然影宋似雕锼。荀袁原未范围出，斑马借因奥叜求。喜此朝铉而暮诵，嘉伊远绍更旁搜。披翻快处缘恶旨，笑异东坡大白浮。丁酉孟冬月中澣御题。”钤“所宝惟贤”、“乾隆御策”二玺。又钤“乾隆御览之宝”、“古稀天子”二玺。每半叶八行，小字双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书后有淳熙甲辰（1184）鄱阳舒光刻书跋，跋后列有校勘、提点等职事人员杨威、毕一飞等人衔名。又钤有“赵宋本”、“墨妙笔精”、“席鉴之印”、“酿花草堂”、“席氏玉照”等印记，知为清虞山（今江苏常熟）席鉴字玉照者据宋刊原本所影抄者。

彭元瑞在著录此书时，特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考此书别有大字连行宋本，有楼钥序，机自序二首，在书后。无曾伯所着补遗。吴泰来，江苏吴县人，内阁中书。其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彭元瑞为什么在此要说这么一段节外生枝的话？难道是为其在卷八经部小学类连录五部宋版《班马字类》做铺垫，埋伏笔！因为这五部都是大字连行，彭氏亦果然均将之审为宋刻同版。

现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宋版经部彭氏所著录的五部《班马字类》全文录出，以便讨论。

·第一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见前首部。此未经李曾伯补遗本。前楼钥序，末机后序二则。明叶盛家藏，后入泰兴季氏、秀水朱氏。盛字与之，昆山人。正统乙丑（十年，1445）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文庄”。有《菉竹堂书目》。今存。”

·第二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前。”

·第三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

·第四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明唐寅藏本，后入笪重光、高士奇家。重光字在辛，自号江上外史，句容人，顺治壬辰（九年，1652）进士，官御史。江邨，士奇号。”

·第五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按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与首部影宋钞、李曾伯补遗本不同。”

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也就是同一版本，均系大字连行，当即彭氏前寓伏笔者。

而今，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五部中的第一部所谓宋版《班马字类》，又现身于世，其上钤有明叶盛，清季振宜、朱彝尊藏书印记。盖缘书内有明清三位藏书名家钤印，特别值得垂青，遂将之排在五部之首。然细检叶盛的《菉竹堂书目》、朱彝尊《经义考》却均未著录，不免令人生疑。若真是宋版，又是自己的藏书，何不堂而皇之地录入自己的藏书目录！这说明什么？恐怕说明的是他们对其书是否为宋刻拿捏不准，不敢明确著录。或是其钤章为伪，托名致惑以充真。

其实，彭元瑞受命编制《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不会不参考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对此书的著录。于《目》不仅明确将之放入明版史部，且谓：“此本明仿宋刊，颇得其似、选纸选墨，皆不苟焉。”若真已参考于氏之说，再细审那五部宋版，恐不至于轻信五部皆为宋刊。也不想想，怎么可能一书会出现五个副本！现在问题果出，彭氏五部中的第三部，也就是原钱谦益的那一部，就摆在北京西城区图书馆，已被专家们审为明代仿刻本，其他四部岂不萧规曹随！

彭元瑞前边已说“按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与首部影宋钞、李曾伯补遗本不同。”表明明仿宋刻《班马字类》所据底本，不是淳熙十一年舒光池阳郡庠本，更不是带李氏曾伯补遗的景定本，剩下的唯一可能则当是庆元三年的饶州本了。但这只是可能，不敢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