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书目》卷九,也就是《天禄琳琅书目》明版史部著录的“《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宋娄机撰,上下二卷。卷前宋洪迈、楼钥二序,后机自序二篇……机字彦发,嘉兴人,干道间进士,累官参知政事,赠金紫光禄大夫,加赠特进,见《宋史》本传。洪迈、楼钥具见前。此本明仿宋刊,颇得其似,选纸选墨,皆不苟焉。”这是《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第一部《班马字类》,天禄琳琅馆臣鉴定为明代仿宋刻本,但未言明何时何人仿刻。
前几年,全国古籍保护中心评审珍贵古籍,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曾申报一部《班马字类》。该书前后扉页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卷端右上角栏外钤“天禄继鉴”。中间骑上栏钤椭圆“乾隆御览之宝”。卷末左上角栏外钤“天禄琳琅”小印。初观其形,的确颇似宋刊,但仔细审视,又觉其字迹呆滞死板,缺乏原宋刻的灵秀神韵,故否认其为宋刻,定为明刻本,选入《珍贵古籍名录》。书内钤“钱谦益印”。即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所著录五部宋版《班马字类》中的第三部。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班马字类》凡七部:卷一著录两部,皆带御题。卷八著录五部,皆列入宋版经部小学类。卷一著录的第一部《御题班马字类》一函五册,有李曾伯《补遗》,当为南宋景定五年李曾伯刻本。第二部《御题影宋抄本班马字类》,云:“采摭欣传檇李娄,居然影宋似雕锼。荀袁原未范围出,斑马借因奥叜求。喜此朝铉而暮诵,嘉伊远绍更旁搜。披翻快处缘恶旨,笑异东坡大白浮。丁酉孟冬月中澣御题。”钤“所宝惟贤”、“乾隆御策”二玺。又钤“乾隆御览之宝”、“古稀天子”二玺。每半叶八行,小字双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书后有淳熙甲辰(1184)鄱阳舒光刻书跋,跋后列有校勘、提点等职事人员杨威、毕一飞等人衔名。又钤有“赵宋本”、“墨妙笔精”、“席鉴之印”、“酿花草堂”、“席氏玉照”等印记,知为清虞山(今江苏常熟)席鉴字玉照者据宋刊原本所影抄者。
彭元瑞在著录此书时,特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考此书别有大字连行宋本,有楼钥序,机自序二首,在书后。无曾伯所着补遗。吴泰来,江苏吴县人,内阁中书。其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彭元瑞为什么在此要说这么一段节外生枝的话?难道是为其在卷八经部小学类连录五部宋版《班马字类》做铺垫,埋伏笔!因为这五部都是大字连行,彭氏亦果然均将之审为宋刻同版。
现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宋版经部彭氏所著录的五部《班马字类》全文录出,以便讨论。
·第一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见前首部。此未经李曾伯补遗本。前楼钥序,末机后序二则。明叶盛家藏,后入泰兴季氏、秀水朱氏。盛字与之,昆山人。正统乙丑(十年,1445)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文庄”。有《菉竹堂书目》。今存。”
·第二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前。”
·第三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
·第四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明唐寅藏本,后入笪重光、高士奇家。重光字在辛,自号江上外史,句容人,顺治壬辰(九年,1652)进士,官御史。江邨,士奇号。”
·第五部云:“《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同上。按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与首部影宋钞、李曾伯补遗本不同。”
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也就是同一版本,均系大字连行,当即彭氏前寓伏笔者。
而今,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五部中的第一部所谓宋版《班马字类》,又现身于世,其上钤有明叶盛,清季振宜、朱彝尊藏书印记。盖缘书内有明清三位藏书名家钤印,特别值得垂青,遂将之排在五部之首。然细检叶盛的《菉竹堂书目》、朱彝尊《经义考》却均未著录,不免令人生疑。若真是宋版,又是自己的藏书,何不堂而皇之地录入自己的藏书目录!这说明什么?恐怕说明的是他们对其书是否为宋刻拿捏不准,不敢明确著录。或是其钤章为伪,托名致惑以充真。
其实,彭元瑞受命编制《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不会不参考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对此书的著录。于《目》不仅明确将之放入明版史部,且谓:“此本明仿宋刊,颇得其似、选纸选墨,皆不苟焉。”若真已参考于氏之说,再细审那五部宋版,恐不至于轻信五部皆为宋刊。也不想想,怎么可能一书会出现五个副本!现在问题果出,彭氏五部中的第三部,也就是原钱谦益的那一部,就摆在北京西城区图书馆,已被专家们审为明代仿刻本,其他四部岂不萧规曹随!
彭元瑞前边已说“按以上五部,皆一版摹印,与首部影宋钞、李曾伯补遗本不同。”表明明仿宋刻《班马字类》所据底本,不是淳熙十一年舒光池阳郡庠本,更不是带李氏曾伯补遗的景定本,剩下的唯一可能则当是庆元三年的饶州本了。但这只是可能,不敢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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