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有多少人对西方的黑格尔、康德感兴趣？学术大哲的思想就像盐，人没盐不能活，但每天大把吃盐就不好了”。
张艺谋的导演笔记里确实有这样一段：“许多元素要放进一个标准工业制式的产品里，其实是挺难的。外国观众跟我们的隔阂很大，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比如葬礼放飞孔明灯那场戏，是我力争才保留下来的。美国人看这个情节可能无感，几次想要拿掉，但对中国人来说这象征一种精神和仪式感，是戍守边关的家国情怀。所以，中国文化在《长城》中，不是被简化了，而更像是浓缩。”
但学者们同时也承认，《长城》迈出第一步的同时，一定还能走得更漂亮。杨俊蕾说，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吸引力、说服力”是输出文化与价值观的有效前提。
商业大片的策略与舆论的磨合，同样是漫长旅程
围绕新片的另一大争端来自流量明星，许多评论直接把“重明星轻故事”当成张艺谋向商业妥协的力证，认为有颜值缺演技的明星，更加剧了影片人物形象刻画不够、故事情节转换牵强的硬伤。但张颐武更愿将这种做法视作“商业大片的典型策略”，“跟所有的好莱坞重工业电影一样，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是不同于艺术性的另一种评价体系”。
正如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片时代，带动了国内电影市场十余年的高速增长，《长城》也被寄予了推动中国商业电影踏上海外征途、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希望。正如张艺谋所言，中国电影要进一步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正是如何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的问题，这一课是我们必须补的。
张颐武说，时间会沉淀出清晰的答案，“如果我们把《长城》放进张艺谋本人的创作线里，并与近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进程相比，会发现，从高粱地到长城上的怪兽之间，是一条辛苦月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