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商业电影往往都是类似史诗、传奇、悲剧之类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戏剧结构模式。程耳有种野心，他可能希望营造出一种间断和并置的叙事来形成不同侧面的“罗曼蒂克”———一种罗曼司追求。当然，他的野心没有实践成功。初出茅庐的黑帮小弟与偶发善心的青楼女子之间不知所终的感情，电影明星在无良丈夫的不可救药中归于工商“大佬”，空虚浪漫的姨太太不加克制的欲望导致情人死亡和自己沦为性奴，藏得很深的日本间谍挣扎在身份与情欲的纠缠之中……不同势力和人物在权力与战争的博弈中不可避免地沦为大时代中的微尘。这种不加取舍的并置，放弃了国家、民族的立场与价值，是超越性的，因而也是空洞的、无聊的、陈词滥调的———甚至，是龌龊的。
简言之，这是个失败的罗曼司。
影片中有至少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高空俯拍，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上帝的全知全能与罗曼司进行中的个体限度是相互配合的，它呈现为零度叙事式的无情与冷漠，而这又构成了对于怀旧温情的背离。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诡异和令人费解的奇怪。我认为是因为导演没有解决好整体的协调，而又不愿意放弃灵机一动蹦出来的精彩片段和风格呈现。但因此，也让他的人物都成为时间必然性的囚徒，而脱去了性格和行动所可能造成的张力———人物在片中都是审慎的，非理性的、酒神式的人性因素被剥离了，他们都是无个性的。那些左右上海大势的黑帮人物个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与其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倒不如说他们都是概念化的扁平物，刻意营造的仪式感让吃饭这种日常行为都缺乏烟火气息。
迅速形成自己的风格，能够具有辨识度，是当下文艺生产的一条捷径。当然，它并非一条坦途，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积淀了长久的历史遗产，充斥着无数试图开创新局之人。电影尽管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不同区域流派与类型、层出不穷的执业者、新媒体技术中蜂起的各种草根电影……也已经让变化的空间变得狭小无比。但也惟其如此，树立差异性和鲜明的特色，更加成为电影导演尤其是那些有着“作者电影”意图的导演的驱动力。
程耳可能就是要挤上这道窄门的一员。从片中大量的几何构图和大面积的暗色光来说，程耳确实颇具匠心；但是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思想、技术与观念的平衡很重要。如果某一个方面显得突出，那一定是剑走偏锋。而剑走偏锋一方面固然有可能出奇制胜，成为某种Cult，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走火入魔———后者的可能性还大一点。当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形式成为形式主义之后，风格化就变成符号化。风格与风格化在逻辑上有个先后顺序，也就是说，风格的形成最初可能有或者并没有确定不移的主张，在实践过程之中逐渐面目清晰起来，风格化则是在风格形成之后的刻意维持或仿效。后者的尺度精妙幽微，一不留神就容易走上抽象与刻板，让观众看到的不过是徒劳的幻象。
作为大众艺术，去除那些电影黄金年代里的艺术实验，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尤其是放置到市场上角逐的商业电影。观众的喜闻乐见绝不是衡量影片的唯一尺度，却也绝不能抛弃。情绪中的缺乏烟火气息和形式上的别出心裁，往好了说是不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往坏了说则是矫情。当然，这两方面都可以视作别出心裁的卖点，我不满的地方在于即便是矫情，程耳也没有做到位。影片的风格化不够一气贯注，在某些地方细弱而拖沓，比如吴小姐与王妈对话的片段。那些地方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陈凯歌的《风月》，都不是很成功的老上海影像记忆式叙事———明星阵容自带型范，反倒缺少一种互相配合的协调气场。葛优四平八稳地念台词，让人恍若置身北京，而他和倪大红都缺少必要的杀气与霸气。章子怡的冷硬也不适合交际花角色，因而与葛优之间的暧昧气氛就营造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