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曾写《梦李白二首》，千古名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出自第二首，第一首里有几句不似这句有凌驾于时间的浩渺苍茫之感，但因用情至深而格外动人：“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乾隆御定的《唐宋诗醇》对此批注：沉痛之音发于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
   看《七人乐队》时想到杜甫的诗，并不是因为这部拼盘电影的艺术成就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这只是一群老友群体作业的即兴小品，杜琪峰导演召集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徐克和林岭东，凑在一起拍香港自1950至当下的岁岁年年，他们以十年为题，抽签决定各自要拍的年代，用已经退出电影工业的胶片召唤逝去的时光。制作经费和拍摄时间的预算都是有限的，并且这双重的限制直白地暴露在成片里。即便是这样，这些导演对记忆里的香港、对父辈的燃情岁月或自己的童年往事，倾注了动真格的感情，情至而后意达，是感情，而非修辞，决定了作品的能量。恰似顾随品评诗歌高下时断言：第一须情感真切。这个评审标准看似任性偏激，又总是让人不得不服气。
   已经很少有新电影用胶片拍摄了，以及，在很多老电影完成4K修复以后，在电影院里不容易看到大银幕上带着磨砂般颗粒感的画面。胶片，及其特有的画质，本身成为了时间不可磨灭的痕迹。《七人乐队》倾诉的，也是时间在诸多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香港这座城市隐秘角落里落下的印痕。因为胶片的影像，这电影带着旧的痕迹。七个导演都是功成名就的华语电影旧人，他们回望远离此刻的旧时光，镜头所见，皆不在目前。
   然而《七人乐队》并不至于沉溺在感伤的乡愁中，沦为小世界里的自哀自怜。林岭东在2018年猝逝，享年63岁。剩下六人，最年长的袁和平77岁，最年轻的杜琪峰67岁，平均年龄超过70岁。杜琪峰攒的这个局，让人想起前些年金士杰带着兰陵剧坊的故人重排《演员实验教室》，他们在剧场里做到的，导演们用电影的方式在银幕上也实现了。《七人乐队》未尝不是导演版的《实验教室》，他们在奋斗了一生的职业现场——片场，在纪实与虚构，在戏仿和自嘲之间，整理创作经验和生命体验，微言大义，交付于十来分钟的短片。
   洪金宝拍1950年代的《练功》，武馆天台，夏练三伏，孩子们难抵天性惫懒，挖空心思敷衍师傅，小聪明耍多了难免暴露……这个短片奇异地调和了因陋就简的凑合技法和滔滔汩汩的情感流量。2018年复排的《演员实验教室》里有一个段落，年轻的女儿扮演了尚未老去但含辛茹苦的母亲。《练功》异曲同工，洪金宝让儿子洪天明扮演他年少时惧怕的师傅，两代三代人的血脉牵连缔结时间的回环，人事有代谢，固然伤感“逝者如斯夫”，但代际之间的打量和映射，又能超越衰老，超越生命的限度。
   许鞍华拍《校长》，洗净铅华，1960年代穷街陋巷里天台学堂的教学日常，万家灯火的市井里人情往来，中下层小民之间的友爱和扶持，这些是观众熟知的许鞍华电影里的气息。这种被烟火气熏染的生活百种况味，细微且具体，充盈着《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与雾》《桃姐》，以及更早的《去日苦多》和《千言万语》，香港的市井脉搏成为许鞍华电影里生动的节奏。她早早地离开了故乡鞍山，终于把他乡当故乡。她75岁了，不屑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短短十几分钟，她不受千言万语的压力胁迫，放弃了叙事，却偶得了时间馈赠她的诗。未必是创作照亮回忆，很可能正相反，回忆照亮了创作，一旦情感开闸，正是，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昙花一现，松柏长青，菊傲霜枝，每样生命有自己的轨迹。它们来这世间走过各自的一生，无所谓‘现’或‘不现’。”短片里校长在暮年时给老友信中的这段抒怀，是这些年香港电影里罕见的深情克制的说白，许鞍华借校长的角色作出这番表达，明面说教书育人，个体生长，其实，说的不止于学堂里的事。这里有苏轼形容的文章境界：万斛泉源，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洪金宝的《练功》，小学徒已是大师傅，那些在汗水中学会坚忍的孩子是漫长时光里逐渐模糊的淡影。许鞍华的《校长》，朋辈成新鬼，活下来的人，也到了风烛残年。袁和平的《回归》，爷爷是廉颇老矣的武术冠军，他释然地退到大时代舞台的侧幕，安之若素地退出时间奔涌向前的潮流。谭家明的《别夜》，男孩去姑娘的旧居与她告别，粉色墙面上贴着《呼啸山庄》的海报，这个细节和短片里反复出现的《夜莺颂》是悲伤的隐喻，也是鬼魅一样的复调——《呼啸山庄》故事一开始，凯瑟琳已经死了，结尾时，希茨克利夫也死了，他们成了荒原上相伴的鬼魂；《夜莺颂》是璀璨的哀歌，始于“我要一饮而悄然离开尘寰，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终于“这是幻觉，还是梦寐？”《别夜》这短暂的诗篇，是以年轻生命为筹码的告别。林岭东的《迷路》，那位性情刚强的父亲，急于看清剧变以后的世界，却没来得及在重塑后的新世界里找到自己应抵的位置，在车祸猝然攫去他生命之前，他早已是被困在一段时光里囚徒。徐克的《深度对话》，是伪装成闹剧的剖白，在消除了时间感的地方，导演到底是谵妄的病人，还是制造群体谵妄的人？这些短片里的主角，是老去的人，逝去的人，记忆里的人，以及最极端的，是悬浮在“日常”之外的人。
   杜琪峰是例外的，他在《遍地黄金》里讲述生活在此刻的年轻人。《遍地黄金》是言简意赅版的《夺命金》，或者说，《遍地黄金》《夺命金》连带杜琪峰那些“暴力美学”“帮派情分”的电影，都指向对于香港而言在地感格外强烈的主题：人在金钱关系里狼奔豕突。《遍地黄金》里的三个家境拮据的年轻打工人渴望投资/投机换取一点经济自由，可是他们错过了互联网风口，错过了抄底香港房价，终于下定决心进入股市一搏时，犯了个低级错误，误把茶餐厅的简餐代号当作了要买的股票代号。这是杜琪峰熟悉的类型叙事和原型人物，他大半生的职业生涯里讲过若干次类似的“反传奇”，他的黑色幽默甚至被评价“癫狂过火”。谁能想到《遍地黄金》峰回路转，那个看起来要让三个主角赔光积蓄的低级错误，意外地为他们挣来一点“钱途”，他们艰辛揾食时有了一点盼头。这样的小团圆是导演机械降神的意志，杜琪峰的任性一如往常，但他对这些虚构的年轻人的温柔，又是不同往常的。即便性情暴烈如他，也在流水淙淙的时光里，逐渐成为心软的老年人。
   这些奔七奔八的老导演们，重聚在一起拍了一部青春片，《七人乐队》是不同年代里的青春变奏。回望时，乡愁难免，毕竟，用胶片拍电影，这个行为本身就带着怅惘的意味。但这七段青春变奏，并不是哀怨的。他们经历了香港和香港电影的起伏，时间把这些人变成了皈依者，成为一群坚忍且平衡的前辈。换言之，《七人乐队》是有故事的人终将与时间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