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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

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
2020-06-28 14:17:15 澎湃新闻网

她是《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家、演员田方的妻子,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母亲……

6月27日21:07,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享年99岁。

纪念︱于蓝: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

于蓝 图片:逄小威 摄影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田壮壮导演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

他还表示:“感谢所有关心妈妈的人,我想独自安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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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导演悼念母亲于蓝

扎根生活塑造不朽银幕经典

于蓝,原名于佩文,192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她从年轻时就是一名“战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蓝一家逃难到关内,几经辗转勉强立足于北平。她被送进一所贵族学校,但只待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听中央政府的广播,可是总听到国军英勇抗战、全面撤退的消息”。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感觉车轮就像碾过自己的胸口一样”。晚年,于蓝接受采访,谈及自己的青春期:“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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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于蓝。

1938年,于蓝从好友处得知抗日游击队的消息,便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后家中上下打点营救才得以脱身。但不久于蓝又再次离家出走前往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同窗好友的母亲把她的原名“于佩文”改为“于蓝”,喻意为“青出于蓝”。

1939年,她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时间,和江姐江竹筠同一年。

“江姐”这个人物形象,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几乎就等同于于蓝的那张脸。事实上,也是于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题材,并牵头把它搬上了银幕。1961年,于蓝生病住院,她在病床上看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她被里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而电影的片名《烈火中永生》也是于蓝想到的,灵感来自叶挺诗歌《囚歌》中的一句诗:“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个片名最后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郭沫若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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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海报

和江姐同样有过家庭贫困的经历,也有过被捕并与敌人周旋的经历,于蓝说,在看到《红岩》后备受触动,她想把她们共同的经历告诉观众。

“我们都是同一时期参加抗日战争。她是地下党,我在根据地。我有多好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保卫着我们,他们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艰巨。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

为了演好江姐,在开拍前的两三年当中,于蓝多次去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进行调查,采访了《红岩》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战友,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

如今,许多人回想起江姐,印象深刻的总是她绣红旗和平静赴死的样子。于蓝准确的演绎,为人物赋予了不同于脸谱化英雄人物的生动灵魂。晚年回忆起自己创作这一角色的心得时,于蓝表示,“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人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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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剧照

尽管塑造了几代人心中不朽的经典形象,于蓝对江姐这个角色也有念念不忘的遗憾——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她本应该痛哭出来,但是由于当时一些“左”的思潮,“说不能带着眼泪去革命”,于蓝没能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那场戏演完之后,于蓝脑子里一直在总结,她入戏很深,总想着江姐刚刚失去丈夫,面对如同母亲一样的双枪老太婆,“眼泪一定是憋不住的,哭出来会更真实一些。”而这个遗憾,在她往后余生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常有提及。

于蓝对自己演戏的要求总是很高,艺术上也精益求精。1961年,于蓝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在片中,于蓝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莲。连周总理都赞扬了于蓝在《革命家庭》里的表演,说“于蓝演了一个好妈妈”。

但于蓝却还认为这部电影的表演不够成功,片中需要从16岁少女演起一直到成为老太太,由于当时受到化妆技术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难。这也成了于蓝的一大遗憾,“往脸上贴了好多的纸,那些纸又跟动作不协调,所以我认为老太太那一段并不是很成功。”

除了江姐、周莲,于蓝的经典角色,还包括在《翠岗红旗》中的红军家属向五儿、《龙须沟》中的程娘子、《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等,她总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从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中捕捞塑造人物的根基和灵感。于蓝曾说,自己很感激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造的依据和创造的活力。”于蓝总结自己的表演艺术,“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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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剧照

但于蓝作为演员的艺术生命并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于蓝和丈夫田方一起被打倒,作为北影厂重点“黑帮”,多次遭到批斗;随后,他们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天堂河的北影厂“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正是在这段坎坷之中,正当盛年的于蓝,失去了继续从事心爱的表演工作的机会。在一次劳动中,于蓝从屋顶摔下,摔破了脸部,虽然经过缝合外表看不出伤痕,但是伤口内部感染,使她的面部神经受损,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1974年,当她在电影《侦察兵》的特写镜头上看到自己不自觉抽搐的右脸时,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那一年,她的爱人田方逝世,不久,她又查出乳腺癌晚期,打击接连而来,但于蓝和她扮演过的女战士一样,没有被击垮。

花甲之年为新中国儿童电影重新启程

无法继续做演员的于蓝,此后依然为中国电影忙碌一生。

改革开放后,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于蓝那时身患乳腺癌,刚做完手术不久,身体还在慢慢恢复,接到委任却毅然领命,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当中。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还记得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六一前夕,刚好是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按照现在的规定,60岁应该退休了,但党和人民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半点犹豫。”

白手起家,谈何容易。儿影厂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起初儿影的厂房,只能设在北影厂传达室边一排杨树后面,临时建造的一排极其简陋的平房里,一些拍摄设备和办公用具都是于蓝向厂家打欠条赊账借来的。为了招兵买马,解决拍片的经费不足和器材短缺,于蓝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右手无名指比别的指头短一截,就是那时的一次事故造成的——当时冬天没有暖气,门是用几根弹簧绷住的。一次于蓝开门时,手指不慎被截断,其实当时的医疗条件可以通过住院后做多次手术接上。但于蓝想到刚建厂,“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哪有时间啊!我想反正我又不弹钢琴,手指头不要了,缝上伤口就回来工作了。”

拍儿童片不赚钱,各大电影制片厂也少有这样的创作。踌躇满志的电影人们,也少有把创作热情和精力投在儿童片事业上的。后来的儿影厂长宋崇说,当时电影界开玩笑管儿影叫“儿子辈的”。除了缺资金设备,儿影也缺人才。于蓝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同意美工拍片。据于蓝回忆,很快,尹力就提出要拍《好爸爸坏爸爸》,冯小宁提出《病毒金牌星期天》的题材。“我这个人有这么点好处,发现有才能的人,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看看他们的才能怎么样。” 

于蓝任厂长期间,共拍摄了19部彩色故事片,同时,儿童片这个片种在上世纪80年代,也成了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类型,《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童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

但于蓝不满足。她曾苦恼,“越到六一,越感到痛苦。”1985年,全国拍摄故事片86部,其中,儿童片才3部,于蓝认为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全国三亿儿童的精神需求。1986年,于蓝卸任厂长转而担任艺术顾问,之后致力于推进儿童电影进校园。她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

于蓝接手儿影厂工作后,自知年岁已高,几年里也不断在物色更年轻又懂孩子的电影人,来接班儿童电影的事业。《霹雳贝贝》的导演宋崇,就是于蓝从上海“请”到北京的。宋崇早些年拍摄儿童电影《闪光的彩球》,于蓝在孩子们中做“民意调查”,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部电影,便主动来到上海找张瑞芳、秦怡等“老姐们儿”了解情况。宋崇自己也是看着于蓝电影长大的,对她从《翠岗红旗》到《烈火中永生》的银幕形象都印象深刻,“她是我们的教材啊,我也没想到后来有一天会和她共事。”宋崇1986年到北京报到的时候,儿影厂已经过了“最苦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盖起自己的厂房,但宋崇也记得儿影厂的人说,于蓝前些年建厂真是“跑断腿,磨破嘴”。

宋崇记得,于蓝作为艺委会主任,依然是每天都到厂里上班,后来儿影厂又换了几届班子,于蓝都坚持去厂里。不管具体的行政事务,但看剧本、看样片提意见,都是她挂心的工作。“每个项目她都亲身参与,组织生产创作,厂里的大小方针政策一起讨论,还有那会儿我们要把儿童片送到老少边穷,她也都很积极地跑。”宋崇回忆。一直到后来中影合并,儿影厂不再有自己单独的厂址,于蓝才不再去。在宋崇的印象里,合并前已经退休的于蓝,还在为这个电影厂奔走,希望能够把整个厂保留下来。“可以说从儿影厂的成立,到发展到衰落,她都是一路亲历的。”

直到近年,于蓝出现在公众视线和媒体采访中,也从来不忘继续为儿童电影发声。晚年的于蓝,总是在惦记着,能让孩子们看到更多他们想看的好电影。面对儿童电影这些年越发的边缘化,真正为孩子拍的电影越来越少,于蓝也曾多次发声呼吁,“希望国家的相关部门,认认真真地、有实效地去解决与推动儿童电影的发展。”

宋崇的夫人在北影厂长大,从小和“于蓝阿姨”的关系更亲一些。在她的印象里,于蓝是非常仗义的人,“没什么架子,也没有官腔,对身边的人非常好。”她记得,于蓝对孩子一直是特别喜欢的,演江姐的时候对“小萝卜头”就特别好,对身边的晚辈也非常照顾。

宋崇退休后回到上海教书,有一年夫妻两人回北京探望亲朋,在小月河边偶遇了被阿姨用轮椅推着外出散步的于蓝。于蓝还嘱咐宋崇,“你还要多为孩子们拍电影。”

“从建立儿影,到退下来以顾问身份继续参与儿影的大小事,到担任儿童电影学会主席、国际儿童电影节和童牛奖的负责人,于蓝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她永远活在观众的心里,也活在孩子们心里。”宋崇说。

(责任编辑:段颖 C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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