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考古，可谓这两天最火话题。在出土各类重要文物的同时，“南派三叔争议”随之成为热议话题——泾渭分明的考古和盗墓，岂可混为一谈？

作为职业小说家，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是其代表作。当他在某媒体直播三星堆遗址发掘中作为嘉宾出现时，顿时在网络引发巨大争议，不少网友认为“考古发现采访考古专家就好了，连线一个写盗墓小说的是什么意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直接在其朋友圈表达了强烈不满，“把考古，与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天敌——盗墓混为一谈，把考古成果的宣传与胡编乱造地写盗墓小说的人混为一谈，这是最让考古学家愤怒和不可接受的。”

揭开考古神秘面纱：大多时候很枯燥

考古在大众眼中一直有一层神秘面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表示，大众之所以对考古工作十分好奇，大部分是因为野外发掘，以及对古代世界的天然好奇，使得公众总是对考古工作充满猜想。

他以自己为例，讲解了正规考古的基本流程。

事实上，在考古发掘之前要先进行详细调查与勘探，确定发掘区域，然后就在现场布置探方，这是野外考古发掘的基本工作方式，在考古工地划分一个个整齐的“小方格”，所有发掘的墓葬、房址都会在平面与不同深度的层面，在探方中得到坐标定位，所以可以把探方视作三维空间的“网格坐标系统”。

来到发掘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日常考古发掘都是按照田野操作规范进行的，不会随时有激动人心的惊喜，更多是用手铲在平面刮、刮、刮，观察各类迹象变化。这个过程十分枯燥，既是肉体的折磨，也经常因为毫无进展或者难以判断田野迹象的关系，而在探方中呈现“犹如困兽”的烦躁。但一旦厘清遗存间的逻辑关系，再以精细操作处理后，往往会神清气爽。

在发掘的同时，需要随时进行编号。不但要对发现的灰坑、房址、墓葬、沟、墙等各类遗迹编号，还要对出土的各类遗物编号。没有编号的遗迹和遗物即使再精美再重要，也失去了归属，科学研究价值大大降低。甚至于，每一片破碎的陶片都要进行一一编号。

与发掘、编号同时进行的，还有绘图和照相。照相是为了第一时间保留发现的原初状态。绘图则是将不易观察到的遗迹现场、遗物实物和细节，以图像化的方式进行纪录，公布给研究者和公众。

正是得益于这样一步步严谨的流程，考古工作才能尽最大可能保留最多历史信息。而盗墓，怎可类比？

争议背后折射民众参与共享考古成果的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表达了对三星堆考古直播后的思考与建议。他坦言，三星堆考古直播，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但直播过后，该如何继续满足民众对三星堆考古的知识需求，这确实需要预案。

他建议，在杜绝任何形式的考古娱乐化以及非专业戏说的同时，可以有序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填补直播后留下的公众巨大的心理需求空间；同时，抓紧筹建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新馆，在充分保证考古发掘、保护和研究各项工作科学完成的基础上，尽早向公众开放。

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李韵负责文博报道20余年，见证了考古传播的发展变化。她坦言：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人一心只做自己的学问，而忽略了他们原本应该承担的向公众讲述历史、告诉公众“我们从何而来”的社会责任。虽然盗墓小说中充斥各种胡思乱想，缺乏基本考古常识，但它们弥补了人们对考古知识的渴望，迎合了人们对考古工作的各种想象，因而它的风靡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喜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人认识到考古必须面向公众、面向社会，越来越多的考古人开始投身至公共考古事业，一些高校比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有了专门的公共考古方向。学者们开始用写通俗易懂的小文、开设公众号、拍摄小视频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考古知识。各考古机构、博物馆也在采用开放考古工地、模拟考古等方式向公众介绍传播考古知识。”她说。

王巍也指出，考古发掘研究确实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很严格的程序，但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共享，以及对遗址的保护，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家都在车上，公共考古不能只是学者对公众说教，而要强调全体民众参与和共享考古成果。”(记者应妮孙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