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大设计校徽，鲁迅变身“大触”

短短7天便完成设计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同年8月7日,鲁迅完成图案设计工作，“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就这样，时年仅仅36岁的鲁迅，即刻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的北京大学，完成了品牌标识的核心图案设计。

这一校徽图案，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校徽设计的先例，在创制时间上当是无可置疑的首例；其设计本身更是以简洁形象的两个小篆汉字“北大”，产生了庄重隽永的视觉效果，令人过目难忘，堪称中国校徽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载于1921年印行的《北大生活写真》

1930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的北大校旗图样

北京大学校徽（现行）

关于鲁迅设计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可能相当短暂，称得上是“神来之笔”。据《鲁迅日记》载，距其1917年8月7日寄呈设计稿最近的一次蔡、鲁会晤，乃是同年7月31日。如果以此次会晤时间为设计工作之始，那么，鲁迅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即完成了设计，工作效率实在是非常高的，可谓“神速”。

遗憾的是，关于北大校徽设计的历史细节，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再无从详究。除了《鲁迅日记》上一笔带过的记录之外，后人所面对与考察的，仅仅只是这一圆形嵌篆字的校徽图案本身罢了。对于这一图案的视觉形象及可能寓意，后人也有着多重解读与多种理解。

譬如，通行的说法以为，“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此外，还有说法称，“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当时的彷徨与呐喊

至于据说这一图案被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先锋人物刘半农戏称为“哭脸校徽”，这一说法看似轻松随意，也不能说完全是戏谑之说。其“北大”二字的篆文横向笔画，全部保持着向下凝坠的势态，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张表情沮丧的“人脸”，更难免令人联想到图案设计者本人——鲁迅，当时的人生际遇与个人心态了。

话说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之后，便开始延揽人才。应许寿裳之荐，蔡氏托其延聘鲁迅入职教育部，信中称：“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至此，鲁迅赴京任职，被聘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与绍兴同乡蔡氏成为上下级同事关系。

鲁迅一开始并不习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公务员生涯，可在蔡氏的器重与关照之下，仍勉力维持，并逐步适应了驻京生活。时至1917年7月7日，也即是在北大校徽设计完稿前不久，因张勋复辟作乱，鲁迅愤而离职；不过一周之后，张勋复辟的闹剧草草收场之后，鲁迅仍又返部工作。试想，此刻伏案描画校徽的鲁迅，心情应当不会太好，或许简直可以用“沮丧”二字来形容吧。

事实上，从赴京任职之初至1918年之前，面对时局动荡不定，政局变化无常之下的鲁迅，忧愤交加之际，一直在“古学”中排遣苦闷，寄托志业。在此期间，经常抄录古代碑铭，辑录金石碑帖，校勘研读古籍，购藏了大量拓片印本。所有这些生活情状，在今存鲁迅这一时期的书信与日记中，俱有不同程度的记录与反映。据统计，鲁迅曾经收藏的各类拓片，即便流失与毁损的数量不少，至今仍存有近6000张，足见其当年搜集之勤、观瞻之频。

从“影摹本”中汲取校徽设计灵感

了解到鲁迅这段生活经历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北大校徽的构图设计理念极可能受到秦汉瓦当图案的影响，至少是从中获得了某种启发。

据专家考证，今存鲁迅所藏瓦当拓片有169种317张，虽然在其所藏拓片总量上的所占份额不大，可这些拓片大多属传承有绪的名家旧藏，当时的市场价格就不菲，收藏价值本身也较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清代名臣端方旧藏。这些珍贵拓片，大部分为鲁迅本人亲自在琉璃厂选购。不过，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选购这批瓦当拓片的时间，实为1918年至1919年之间，已属北大校徽设计完稿之后一两年间的事迹了。

其实，除了巨量的私人收藏拓片之外，鲁迅还有一册自己亲手制作的、完成于1915年“影摹”的《秦汉瓦当文字》。所谓“影摹”，即以薄透纸张覆于原书（原图）之上，完全按照覆透出来的字样（图样）轮廓影迹勾描，以期达到与原书（原图）几乎一致的复制效果。换句话说，即是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里，自己动手，以全手工的方式来复制文字与图案。

据1915年的3-4月间，鲁迅从钱稻孙和图书馆处借来程敦、罗振玉分别著录的《秦汉瓦当文字》，两相比勘考究之后，决意以清乾隆年间成书的程敦原著为底本，参以罗氏的一些考证与见解，“影摹”了一部《秦汉瓦当文字》。此举前后共用了22天的时间，摹写完了上下两册书，书中摹绘瓦当图案141幅，手迹71页，抄录近万字，每种图后都附有详细的考证资料。

如此看来，对秦汉瓦当的图案、文字及整体形构，在鲁迅的眼中笔下，业已经过了相当精熟的考察与研习。因此，设计北大校徽时的鲁迅，将这方面的既有经验与心得，渗透到设计过程中，应当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时至20世纪30年代，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图案，已在北大校内外普遍使用，开始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渐趋规范化与标准化。1930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封面上就以压凹印制的技术，印有这一校徽图案，内页所印校旗上也有这一图案。紧接着，1931年《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1935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以及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所印校旗图样之上，也同样印有这一图案。

与鲁迅“英雄所见略同”

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

闻一多设计的武大校徽（校章实物）

回顾了一番北大校徽的设计史，了解了鲁迅的设计理念与思路之后，自然而然还会联想到另一位与其“英雄所见略同”，同样也设计出了一枚造型趋同、构图近似的大学校徽之设计者，那就是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

由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其主体图案仍是以小篆体“武大”二字上下列置，外围圆框的造型。因为同样面临需要避免“头重脚轻”的视觉压迫感问题，闻氏在校徽图案设计中，采取了与鲁迅的处理方式趋近的手法，仍是在篆字横向笔画的处理上，尽可能延伸与分疏开来。不过，因为“武”字笔画更为繁多，闻氏又在篆字笔画的粗细度上做起了文章，将“武大”二字的篆文笔画修描细化。这与鲁迅所设计的北大校徽特意加粗篆文笔画的做法，又恰恰相反。

闻一多所设计的武大校徽，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呈现出另一番清新飘逸、舒展俊秀之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效果，恐怕与设计者早年的诗人气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高度关联。

武汉大学的办学历史，可以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这是于1893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所公立现代大学。1928年7月，“北伐”胜利之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著名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出任武大代理校长。与闻一多同为湖北人的刘氏，亲自到南京去求贤请驾，力邀闻氏出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时年仅29岁的闻一多，本已于1927年9月，受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正值创作高峰期的闻氏，1928年当年出版了诗集《死水》，以及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传记文学作品《杜甫》等。可在同乡刘树杞的力邀之下，闻一多终于1928年8月，欣然赴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当时的武大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闻一多则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在此期间，闻氏不但设计了武大校徽，还参与了武大的筹建、规划工作，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由其提议，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其诗人气质和美学智慧。“珞珈”二字灵蕴氤氲，此山一经改名，仿佛为武大代言一般，迅即驰名，至今海内闻名。

西南联大校徽

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

西南联大校徽（校章）

说到三角形校章，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国内大学院校中，实不乏其例。三角形独特醒目的外观，要么彰显稳定，要么突出锐利的视觉观感，很容易被采用为徽章的外观形状。

不但三角形校章常用，三角形校徽也较为常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西南联大校徽。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教育机构，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迁至西南后方的名校联合组建而成。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大学，其校徽也彰显着这段特殊历史的特别记忆。因此，这枚外形为等边三角形，中分三棱（代表联合组建的三校），“联大”二字紧紧缀于三条棱线中央的校徽，虽然外观造型与图案内容都十分简单，却足以令对这段历史稍有知悉者，产生强烈触动与莫名感动。

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之外，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三校合作联办八年之久的西南联大，这一特殊历史产物及其历史实情，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毋庸多言，这一段特殊的三校联合组建之历史，确实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校徽，作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也将随之载入史册。

梁启超拈提清华校训

校徽由此延伸而来

提到闻一多，则不能不提到其母校清华。时为1912年，闻一多以复试鄂籍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学校，成为当年42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新生中的一员。

清华大学这所享誉世界的中国名校，其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之名，本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

与北大、武大校徽的设计历程不同，清华校徽可能并不是某一位设计者的独创作品，并没有类似鲁迅、闻一多这样的著名学者以一己之力担负设计工作。仅就笔者所见所知，清华校徽极可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是校方集合众力，应时之需，集体创制而成的。

1934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及校章图案

1918年4月25日，《清华周刊》封面上首次出现清华校徽图案

这一集体创作的缘起，乃是源自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做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当时的清华学子。此后不久，校方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入清华校规，不久即成为清华校训。

时至1916年，清华学校提出筹办大学的计划，得到当局外交部的批准。至1917年该校修建大礼堂时，又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制为巨型圆形徽记，镶嵌于舞台正额之上，以此激励后学。

1918年4月25日，《清华周刊》总第138号印行，封面上首次出现了清华校徽图案。这一图案基本造型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圆面外环印有中文校名（清华学校）、英文校名（TSING HUA COLLEGE）；中环印有八字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篆文字样，内环中心则为五角星图样；三个环面边缘皆呈绳纹样式。

自此之后，1918年下半年的所有《清华周刊》（总第138号至第158号，共计21期刊物），封面上皆统一印有这一图案。对于这一图案，刊物中虽未有明确介绍与说明，可这已然表明清华校徽至迟从这一年开始，已经存在并开始应用了。

1925年，清华正式创设“大学部”；当年春，成立国学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导师，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格局渐趋成形。至此，清华从派遣留学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

1926年11月25日，清华校评议会议上，确定并公布清华校徽图案。这一图案与之前《清华周刊》封面所印图案基本一致，在细节上略有修整。譬如，将圆面外环边缘的绳纹式样改为齿轮状；将圆面中环、内环面边缘的绳纹状式样全部改为简单无修饰的弧线；中环逐一区隔的八字校训原有绳纹状竖条，也随之全部改为直线竖条等等。不过，原有徽记图案中包括中英文校名、校训在内的所有核心内容，乃至这些内容在各个环面上的排列顺序等，俱未改动，一如既往。

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41卷第13-14期合刊）之“向导专号”印行，这一期刊物实为向有意报考及关注清华大学者的介绍手册。此刊对外正式公布了清华大学校徽图案，其基本形制沿用至今。

此刊正式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图案，基本造型仍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覆一圈齿轮状边缘。圆面外环为中文校名（清华大学）、英文校名（TSINGHUA UNIVERSITY），中环即为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篆文字样，中心则仍为五角星图样。三个环面边缘又回复到最初的样式，皆呈绳纹样式，只不过略加修整，更为精密规整。

南开大学校徽，八角星形的独特光芒

南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04年8月，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1904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

此后得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南开洼”地十亩，几经周折，起建校舍。此处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向有“南开洼”之称，简称“南开”。1907年秋，学校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这是学校称“南开”之始。

南开大学则创办于1919年，设文、理、商三科，初次招收学生仅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侵华日军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迁入湖南长沙，与北大、清华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南开校徽，原载1935年印制的《南开大学校民二四年班毕业纪念册》封面

南开大学校徽（现行）

南开校徽与南开大学校徽，从一开始是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两个概念。南开校徽作为包括南开中学与大学的学校统一徽记，乃是南开中学与大学的总体象征符号，其主体图案及造型，即为如今仍在使用，社会各界人士都较为熟悉的中心嵌入“南开”校名的八角星形图案。而南开大学曾经还专门设计过盾形校徽（校章），中心为斜向线条分隔，印有中文校名和拼音“NANKAI”字样。

八角星形外观的校徽，非常独特，与同一时期国内各大学院校常见常用的圆形、三角形外观的校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独特外观，有着稳固周全，又自带光芒辉映的视觉感受。

然而，曾经专门设计的南开大学盾形校徽（校章），无论从徽记外观上，还是图案内容上，都较为普通。其外观形制，几乎就是径直借鉴西洋家族、庄园、机构组织的常用徽记外形而来。或亦正因为如此，这一校徽（校章）的使用时间，较为短暂，可能仅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过较小范围的应用。

仅据笔者所见，1935年印制的《南开大学校民二四年班毕业纪念册》封面，即印有醒目的八角星形的南开校徽。不过，此书内页又专辟页面介绍南开大学校徽，则明确印出了盾形校徽（校章）。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印制的“南开工业丛刊”的封面上，又出现了一枚以八角星形的南开校徽为核心图案，外围空心圆圈，圈中书写英文“NANKAI UNIVERSITY,TIENTSIN”（即“南开大学，天津”）字样的徽章。不难发现，这枚徽章的基本构图与图案内容，与如今使用的现行南开大学校徽都已颇为接近了。本版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