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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校徽那些事儿

为北大设计校徽,鲁迅变身“大触”

短短7天便完成设计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同年8月7日,鲁迅完成图案设计工作,“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就这样,时年仅仅36岁的鲁迅,即刻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的北京大学,完成了品牌标识的核心图案设计。

这一校徽图案,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校徽设计的先例,在创制时间上当是无可置疑的首例;其设计本身更是以简洁形象的两个小篆汉字“北大”,产生了庄重隽永的视觉效果,令人过目难忘,堪称中国校徽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载于1921年印行的《北大生活写真》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载于1921年印行的《北大生活写真》

1930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的北大校旗图样

1930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的北大校旗图样

北京大学校徽(现行)

北京大学校徽(现行)

关于鲁迅设计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可能相当短暂,称得上是“神来之笔”。据《鲁迅日记》载,距其1917年8月7日寄呈设计稿最近的一次蔡、鲁会晤,乃是同年7月31日。如果以此次会晤时间为设计工作之始,那么,鲁迅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即完成了设计,工作效率实在是非常高的,可谓“神速”。

遗憾的是,关于北大校徽设计的历史细节,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再无从详究。除了《鲁迅日记》上一笔带过的记录之外,后人所面对与考察的,仅仅只是这一圆形嵌篆字的校徽图案本身罢了。对于这一图案的视觉形象及可能寓意,后人也有着多重解读与多种理解。

譬如,通行的说法以为,“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此外,还有说法称,“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当时的彷徨与呐喊

至于据说这一图案被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先锋人物刘半农戏称为“哭脸校徽”,这一说法看似轻松随意,也不能说完全是戏谑之说。其“北大”二字的篆文横向笔画,全部保持着向下凝坠的势态,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张表情沮丧的“人脸”,更难免令人联想到图案设计者本人——鲁迅,当时的人生际遇与个人心态了。

话说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之后,便开始延揽人才。应许寿裳之荐,蔡氏托其延聘鲁迅入职教育部,信中称:“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至此,鲁迅赴京任职,被聘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与绍兴同乡蔡氏成为上下级同事关系。

鲁迅一开始并不习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公务员生涯,可在蔡氏的器重与关照之下,仍勉力维持,并逐步适应了驻京生活。时至1917年7月7日,也即是在北大校徽设计完稿前不久,因张勋复辟作乱,鲁迅愤而离职;不过一周之后,张勋复辟的闹剧草草收场之后,鲁迅仍又返部工作。试想,此刻伏案描画校徽的鲁迅,心情应当不会太好,或许简直可以用“沮丧”二字来形容吧。

事实上,从赴京任职之初至1918年之前,面对时局动荡不定,政局变化无常之下的鲁迅,忧愤交加之际,一直在“古学”中排遣苦闷,寄托志业。在此期间,经常抄录古代碑铭,辑录金石碑帖,校勘研读古籍,购藏了大量拓片印本。所有这些生活情状,在今存鲁迅这一时期的书信与日记中,俱有不同程度的记录与反映。据统计,鲁迅曾经收藏的各类拓片,即便流失与毁损的数量不少,至今仍存有近6000张,足见其当年搜集之勤、观瞻之频。

从“影摹本”中汲取校徽设计灵感

了解到鲁迅这段生活经历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北大校徽的构图设计理念极可能受到秦汉瓦当图案的影响,至少是从中获得了某种启发。

据专家考证,今存鲁迅所藏瓦当拓片有169种317张,虽然在其所藏拓片总量上的所占份额不大,可这些拓片大多属传承有绪的名家旧藏,当时的市场价格就不菲,收藏价值本身也较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清代名臣端方旧藏。这些珍贵拓片,大部分为鲁迅本人亲自在琉璃厂选购。不过,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选购这批瓦当拓片的时间,实为1918年至1919年之间,已属北大校徽设计完稿之后一两年间的事迹了。

其实,除了巨量的私人收藏拓片之外,鲁迅还有一册自己亲手制作的、完成于1915年“影摹”的《秦汉瓦当文字》。所谓“影摹”,即以薄透纸张覆于原书(原图)之上,完全按照覆透出来的字样(图样)轮廓影迹勾描,以期达到与原书(原图)几乎一致的复制效果。换句话说,即是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里,自己动手,以全手工的方式来复制文字与图案。

据1915年的3-4月间,鲁迅从钱稻孙和图书馆处借来程敦、罗振玉分别著录的《秦汉瓦当文字》,两相比勘考究之后,决意以清乾隆年间成书的程敦原著为底本,参以罗氏的一些考证与见解,“影摹”了一部《秦汉瓦当文字》。此举前后共用了22天的时间,摹写完了上下两册书,书中摹绘瓦当图案141幅,手迹71页,抄录近万字,每种图后都附有详细的考证资料。

如此看来,对秦汉瓦当的图案、文字及整体形构,在鲁迅的眼中笔下,业已经过了相当精熟的考察与研习。因此,设计北大校徽时的鲁迅,将这方面的既有经验与心得,渗透到设计过程中,应当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时至20世纪30年代,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图案,已在北大校内外普遍使用,开始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渐趋规范化与标准化。1930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封面上就以压凹印制的技术,印有这一校徽图案,内页所印校旗上也有这一图案。紧接着,1931年《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1935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以及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所印校旗图样之上,也同样印有这一图案。

与鲁迅“英雄所见略同”

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

闻一多设计的武大校徽(校章实物)

闻一多设计的武大校徽(校章实物)

回顾了一番北大校徽的设计史,了解了鲁迅的设计理念与思路之后,自然而然还会联想到另一位与其“英雄所见略同”,同样也设计出了一枚造型趋同、构图近似的大学校徽之设计者,那就是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

由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其主体图案仍是以小篆体“武大”二字上下列置,外围圆框的造型。因为同样面临需要避免“头重脚轻”的视觉压迫感问题,闻氏在校徽图案设计中,采取了与鲁迅的处理方式趋近的手法,仍是在篆字横向笔画的处理上,尽可能延伸与分疏开来。不过,因为“武”字笔画更为繁多,闻氏又在篆字笔画的粗细度上做起了文章,将“武大”二字的篆文笔画修描细化。这与鲁迅所设计的北大校徽特意加粗篆文笔画的做法,又恰恰相反。

闻一多所设计的武大校徽,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呈现出另一番清新飘逸、舒展俊秀之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效果,恐怕与设计者早年的诗人气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高度关联。

武汉大学的办学历史,可以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这是于1893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所公立现代大学。1928年7月,“北伐”胜利之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著名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出任武大代理校长。与闻一多同为湖北人的刘氏,亲自到南京去求贤请驾,力邀闻氏出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时年仅29岁的闻一多,本已于1927年9月,受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正值创作高峰期的闻氏,1928年当年出版了诗集《死水》,以及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传记文学作品《杜甫》等。可在同乡刘树杞的力邀之下,闻一多终于1928年8月,欣然赴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当时的武大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闻一多则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在此期间,闻氏不但设计了武大校徽,还参与了武大的筹建、规划工作,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由其提议,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其诗人气质和美学智慧。“珞珈”二字灵蕴氤氲,此山一经改名,仿佛为武大代言一般,迅即驰名,至今海内闻名。

西南联大校徽

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

西南联大校徽(校章)

西南联大校徽(校章)

说到三角形校章,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国内大学院校中,实不乏其例。三角形独特醒目的外观,要么彰显稳定,要么突出锐利的视觉观感,很容易被采用为徽章的外观形状。

不但三角形校章常用,三角形校徽也较为常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西南联大校徽。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教育机构,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迁至西南后方的名校联合组建而成。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大学,其校徽也彰显着这段特殊历史的特别记忆。因此,这枚外形为等边三角形,中分三棱(代表联合组建的三校),“联大”二字紧紧缀于三条棱线中央的校徽,虽然外观造型与图案内容都十分简单,却足以令对这段历史稍有知悉者,产生强烈触动与莫名感动。

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之外,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三校合作联办八年之久的西南联大,这一特殊历史产物及其历史实情,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毋庸多言,这一段特殊的三校联合组建之历史,确实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校徽,作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也将随之载入史册。

梁启超拈提清华校训

校徽由此延伸而来

提到闻一多,则不能不提到其母校清华。时为1912年,闻一多以复试鄂籍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学校,成为当年42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新生中的一员。

清华大学这所享誉世界的中国名校,其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之名,本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

与北大、武大校徽的设计历程不同,清华校徽可能并不是某一位设计者的独创作品,并没有类似鲁迅、闻一多这样的著名学者以一己之力担负设计工作。仅就笔者所见所知,清华校徽极可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是校方集合众力,应时之需,集体创制而成的。

1934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及校章图案

1934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及校章图案

1918年4月25日,《清华周刊》封面上首次出现清华校徽图案

1918年4月25日,《清华周刊》封面上首次出现清华校徽图案

这一集体创作的缘起,乃是源自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做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当时的清华学子。此后不久,校方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入清华校规,不久即成为清华校训。

时至1916年,清华学校提出筹办大学的计划,得到当局外交部的批准。至1917年该校修建大礼堂时,又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制为巨型圆形徽记,镶嵌于舞台正额之上,以此激励后学。

1918年4月25日,《清华周刊》总第138号印行,封面上首次出现了清华校徽图案。这一图案基本造型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圆面外环印有中文校名(清华学校)、英文校名(TSING HUA COLLEGE);中环印有八字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篆文字样,内环中心则为五角星图样;三个环面边缘皆呈绳纹样式。

自此之后,1918年下半年的所有《清华周刊》(总第138号至第158号,共计21期刊物),封面上皆统一印有这一图案。对于这一图案,刊物中虽未有明确介绍与说明,可这已然表明清华校徽至迟从这一年开始,已经存在并开始应用了。

1925年,清华正式创设“大学部”;当年春,成立国学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导师,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格局渐趋成形。至此,清华从派遣留学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

1926年11月25日,清华校评议会议上,确定并公布清华校徽图案。这一图案与之前《清华周刊》封面所印图案基本一致,在细节上略有修整。譬如,将圆面外环边缘的绳纹式样改为齿轮状;将圆面中环、内环面边缘的绳纹状式样全部改为简单无修饰的弧线;中环逐一区隔的八字校训原有绳纹状竖条,也随之全部改为直线竖条等等。不过,原有徽记图案中包括中英文校名、校训在内的所有核心内容,乃至这些内容在各个环面上的排列顺序等,俱未改动,一如既往。

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41卷第13-14期合刊)之“向导专号”印行,这一期刊物实为向有意报考及关注清华大学者的介绍手册。此刊对外正式公布了清华大学校徽图案,其基本形制沿用至今。

此刊正式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图案,基本造型仍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覆一圈齿轮状边缘。圆面外环为中文校名(清华大学)、英文校名(TSINGHUA UNIVERSITY),中环即为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篆文字样,中心则仍为五角星图样。三个环面边缘又回复到最初的样式,皆呈绳纹样式,只不过略加修整,更为精密规整。

南开大学校徽,八角星形的独特光芒

南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04年8月,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1904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

此后得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南开洼”地十亩,几经周折,起建校舍。此处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向有“南开洼”之称,简称“南开”。1907年秋,学校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这是学校称“南开”之始。

南开大学则创办于1919年,设文、理、商三科,初次招收学生仅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侵华日军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迁入湖南长沙,与北大、清华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南开校徽,原载1935年印制的《南开大学校民二四年班毕业纪念册》封面

南开校徽,原载1935年印制的《南开大学校民二四年班毕业纪念册》封面

南开大学校徽(现行)

南开大学校徽(现行)

南开校徽与南开大学校徽,从一开始是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两个概念。南开校徽作为包括南开中学与大学的学校统一徽记,乃是南开中学与大学的总体象征符号,其主体图案及造型,即为如今仍在使用,社会各界人士都较为熟悉的中心嵌入“南开”校名的八角星形图案。而南开大学曾经还专门设计过盾形校徽(校章),中心为斜向线条分隔,印有中文校名和拼音“NANKAI”字样。

八角星形外观的校徽,非常独特,与同一时期国内各大学院校常见常用的圆形、三角形外观的校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独特外观,有着稳固周全,又自带光芒辉映的视觉感受。

然而,曾经专门设计的南开大学盾形校徽(校章),无论从徽记外观上,还是图案内容上,都较为普通。其外观形制,几乎就是径直借鉴西洋家族、庄园、机构组织的常用徽记外形而来。或亦正因为如此,这一校徽(校章)的使用时间,较为短暂,可能仅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过较小范围的应用。

仅据笔者所见,1935年印制的《南开大学校民二四年班毕业纪念册》封面,即印有醒目的八角星形的南开校徽。不过,此书内页又专辟页面介绍南开大学校徽,则明确印出了盾形校徽(校章)。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印制的“南开工业丛刊”的封面上,又出现了一枚以八角星形的南开校徽为核心图案,外围空心圆圈,圈中书写英文“NANKAI UNIVERSITY,TIENTSIN”(即“南开大学,天津”)字样的徽章。不难发现,这枚徽章的基本构图与图案内容,与如今使用的现行南开大学校徽都已颇为接近了。本版文并供图/肖伊绯

(责任编辑:陈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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