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出台,各方反应激烈。我发现出版界的人好像非常乐观,甚至有人认为“双减”政策出台,会推动儿童阅读,从而引发出版升温。首先,我想说一说,过去几年,整个出版业好像在往上走,但主要是因为童书出版在升温,不但它的年出版品种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其码洋也在上升。出版业的其他板块却并不乐观。不过,童书出版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呢?到底做童书能挣多少钱呢?大家没有仔细想过,童书定价低,网店折扣高,盗版也猖獗,童书出版业事实上处境并不妙,更何况全国580多家出版社,几乎家家都在抢童书这块肉。
那么,“双减”政策到底能不能给出版业机遇呢?“双减”即减少作业,减少校外培训。目前,“双减”一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面临“人人喊打”的境况。“双减”之下,人们最应该思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到底问题何在,怎样才能办好中小学教育,让孩子们少刷题,还能学到应有的知识,培养应有的能力;二是家庭教育该怎么适应孩子成长的需要,该怎样才能和学校教育配合起来,一起促进孩子的各方面素养和能力的提升。因此,“双减”政策的落实,不可跑偏了轨道,千万不要自己种不好白菜,却去怪隔壁那一户人家种西瓜。家庭和学校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负起足够的责任,尤其是中小学校要改善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水平,优化学习环境,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方法,不然的话,“双减”出台了,孩子们在学校学不到更多东西,受不到令人满意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双减”政策和出版业有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没有。因此,把“双减”政策实施与出版业的机遇联系起来,显然有些牵强,至少过于乐观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双减”政策和出版业似乎是有一些关系的。人们都在推测,中小学减少了学生的作业,这些孩子一定都会去多读课外书。还有人推测,孩子们没有了课外作业,各种世界名著、科普图书和知识读物,甚至儿童报刊和童书都迎来了春天。这是一种想当然,因为起码这种想法忽视了一个基本常识:减少作业是一回事,爱上读书是另一回事。而且儿童在校的时间是由学校教师控制的,如果未“双减”之前,学校教师不知道怎么指导学生阅读,也不会开展读书活动,且图书馆如果大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书,中小学学生的阅读状况会有改善和提高吗?因此,“双减”政策的落实,中小学教育的改革是关键。如果中小学教育还是依旧办学,其他的相关问题就都不太乐观。至于人们想象的不写作业了就可以多进行课外阅读,那恐怕还只是想象。当然,还要提醒的一点是,儿童的课外阅读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社会环境以及家庭也是重要的环节。如果家庭里父母缺乏阅读素养,不知道怎么营造学习和读书环境,那么孩子空闲的时间,就只能玩耍、看电视、打电子游戏或做其他和读书无关的事了。
最需要清晰认识的是,近几年出版业不景气,主要是疫情引发的,但原因却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出版业市场意识不够,出版行为更多的是按计划行事。这显然与出版业作为产业、书籍作为商品的定位是不符合的。二是整个出版业的编辑素养有待提高。编辑不只是会看稿子,还要有策划和营销能力。好的编辑,是能够和作者和读者的心连在一起的。作者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是什么,编辑的心里要明白。三是好书不只是写出来的,还是编出来的,更是卖出来的。随着读者素养的提高,畅销书应更追求品质,而不是简单地抓住了风头就行。四是出版社拼全力做“主题出版”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市场图书的编辑和原创品牌的打造,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效益出来了而经济效益没上来。五是电商环境不好,存在低折扣、盗版书、图书市场不规范等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出版产业的正常发展。六是新媒体、手机、视频、听书等分散了人群,消解了大众对图书的兴趣,也让很多孩子早早养成了对电子产品和电子媒介的依赖。七是学校教育仍然偏于应试化,使得中小学生无暇去读童书、读经典。八是整个社会的大多成人基本不读书,自然也无法引领儿童阅读,这是影响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最大的负面因素。
以上只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和全面。显然,“双减”政策的出台不太可能直接给出版业带来机遇,其未来的有效推进也会充满挑战。无论如何,衷心期待“双减”政策真的能落实,也期待“双减”政策真的能给出版业带来机遇,期待“双减”政策的落地与全民阅读的推进同步进行,真正改变儿童的成长环境,推进社会阅读文化的发展。
《徐悲鸿全集》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徐悲鸿艺术的全集,入编作品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高等院校等公立机构所藏作品为主体,并甄选部分私人收藏作品编纂而成。
靳飞先生的两部张伯驹研究著作,其为历史也信,其为文学而美,其为世道人心则善,其为我国风雅文化之流传则苦心孤诣,多所发现,深有寄托,确实是近年文史著作界难遇的佳作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