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过去多年,纳粹的恶行依然令人心有余悸。在世人眼中,带有钩十字的鲜红纳粹党旗也是邪恶的象征,昭示着那段惨痛的历史往事。然后,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战争期间,一面在南京城内展开的纳粹旗,非但不是为了害人,反而成为中国人的“救命符”,庇护救下了数百条生命。
有人说,这是以恶魔之名行天使之职。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仍有未曾泯灭的良知与善意,即使力量有限,光芒微弱,却是洞穿幽冥的崇高存在。
1、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对中国的母女,惶恐地低着头赶路,在路过小粉桥路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禽兽横行,如同炼狱。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国母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那个德国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叫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2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
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为长期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1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没错,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3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狱里爬出的万千恶鬼,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残暴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当然也震惊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号那栋小楼里,愤怒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4日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枪毙”“砍头”“强奸”这些名词几乎充斥了每一页。
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拉贝明白,不能只是写日记。
4
首先,拉贝把自己那栋小楼,变成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持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手枪。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门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驱赶。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那是一面纳粹的党旗。
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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