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尊称为“敦煌保护神” 回忆录中妻子的部分却几乎被“省略”

原标题：常书鸿被尊称为“敦煌保护神”，其回忆录中妻子的部分却几乎被“省略”

在今天，常氏的名字，是和敦煌血肉相连的，你根本无法将两者分开。当常先生骑着骆驼奔向沙漠中的敦煌，他便与那片土地融为了一体。

作者 吴霖

问：“您近来梦见过敦煌吗？”

答：“没有！”

在北京木樨地一幢高高的大楼里，问在敦煌工作了40年，而离开那儿迁至北京也已10年的常书鸿先生。未想，答案是如此坚决。

在今天，常氏的名字，是和敦煌血肉相连的，你根本无法将两者分开。当常先生骑着骆驼奔向沙漠中的敦煌，他便与那片土地融为了一体。甚至，作为一名留法归来、学有所成的西画家，从那时起，他的画作明显减少。他把他全部的智慧和时间都奉献给了敦煌，那儿也使他的名字既“敦”又“煌”了起来。这或许并非他的初愿，但却是一种因果必然。以至，当他一岁多的小孙子与邻家的孩子同时从二层楼的高处跌下，常家孙子竟安然无恙，甚至连外伤都没有，而邻家孩子却不幸死去时，别人就感叹常先生保护千佛洞的功德无量，终得善报。常先生并不信命，但此说却确乎表达了善良的人们对他的一种崇敬。

常先生自幼爱画，为求美术真谛，他远赴法国。他的刻苦和才华，使他在巴黎油画界初露锋芒，而他也沉醉在学虎像虎的成功喜悦中。直到有一天，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部《敦煌石窟图录》。当时的他，震惊无比。后来，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他的唯一想法是：回祖国，我要去敦煌！

可那时的敦煌，艰苦岂能以数言概之。当常先生到达敦煌不久，张大千先生在完成了考察临摹后，握着常氏手云：“我要走了，你还要在这里继续研究和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呵。”常先生闻此语，顿感万分悲壮。大千先生临别还交给常氏一卷东西，嘱咐等他走后方可打开。大千先生走后，常先生好奇地打开此卷，原来是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有在敦煌某处沟中长有野生蘑菇等等。在蔬菜价可抵金的沙漠中，这张地图或可价值连城了。后来，常先生按图索骥，果然采到了一大脸盆的蘑菇，这在当时，绝对是至尊的美味。

现在，常先生也年迈体衰，很难再做细致入微的案头工作了，但是，他却能时而挥毫作画。或用他所熟稔的油画笔，画友人送他的野花；或用毛笔，画写意小品，画得最多的，就是蘑菇。常先生曾有诗云：“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先生曾数次来中国，并与常先生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两人共同完成了《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一书。池田先生尊敬地称常氏为“敦煌保护神”，并如此诗意地评价常氏：“在他走过的岁月里，历史在闪光，美丽的人生在闪光。”

池田大作先生与常书鸿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池田问：“如果您能转世，您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常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假如真能转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

常先生的家中，门楣上悬着一排风铃，穿堂入户的风一吹来，悦耳的铃声便叮当叮当地响。常先生休息的“宝座”，就在这风铃下，倘若小憩，那风铃声，便会远远地入耳，像古寺高檐下的风铎，又像沙漠戈壁中的驼铃……然而，常先生的敦煌却不是梦，常先生的梦中无敦煌。这实在是因为，敦煌原本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抑或全部。

常先生说他还会去敦煌，不管路有多远。那里，有他的另一个家。他居住了多年的破屋荒园仍在，他当年手植的树，已高过屋脊，健康地在阳光下闪着光，他家的老保姆仍守护在那儿，等待着主人的归去……

北京的家中，壁上挂着飞天画。这是常夫人李承仙为贺常先生诞辰而画的作品。在每一寸的空间上，填满了来访者的签名，乍一看去，宛若飞天撒出的花朵……

常书鸿自谓是“敦煌痴人”，别人则尊之以“敦煌保护神”。从一九四零年代已降，常书鸿与敦煌的名字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公允而论，历史是无法将他们完全区隔的。我有常书鸿先生当年亲手所赠的《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版）两种，读过多遍。最近重读，却意外发现了常先生叙述那一天在巴黎旧书摊偶遇“敦煌”的蹊跷之处。

常书鸿对敦煌热爱的原点，据他自述，是1935年晚秋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偶然看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合订在一起的《敦煌石窟图录》，那是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所拍的黑白照片集锦。回忆录中如此说：

“这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经过卢森堡公园，根据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总要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溜到塞纳河畔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今天为了留一点的古代美术杰作的纪念，我特意去美术图片之部找寻……”

因为此事关乎常书鸿极为重要的人生节点，故而我在重读此章节时，很费事地（例如寻找圣杰曼大道，发现现已译为圣日耳曼大街）在电子地图上把常书鸿提及的几个地标（卢浮宫、卢森堡公园、圣杰曼大道）标注了出来，试图还原那一天常氏的行走路线，却似乎发现了一点问题。

首先，如果从卢浮宫到卢森堡公园，是必须要横穿圣杰曼大道的。而如果从卢浮宫经过圣杰曼大道到达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则不应会“经过”卢森堡公园；其次，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塞纳河旧书摊，从卢浮宫出来直接沿河边走是更便捷的，缘何要绕道圣杰曼大道再折回河边呢？

那天常书鸿的行走路线如此“妖娆”，如果不是作者书写此段文字时未能字斟句酌外，我以为或有另被省略的细节。

不妨推测一下。也许那一天去卢浮宫常书鸿是一家三口都去的。之所以未直接沿河去旧书摊，是因为常书鸿要先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常沙娜穿过圣杰曼大街送到卢森堡公园。然后，常书鸿才能“溜”到旧书摊。如果仅是自己一人，是大可不必说是“溜”的。之所以会出现貌似矛盾的文字，是因为回忆文字写成后被“适当”删改，目的大约是尽量删去陈芝秀的痕迹。另有一例，常书鸿与陈芝秀1925年在杭州的结婚，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1935年常书鸿、陈秀芝、常沙娜在巴黎

与常书鸿对童年时代的清晰而有趣的回忆不同，有关陈芝秀的回忆都在有意无意中被“快进”或干脆“省略”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遗憾。常书鸿回忆录第一次提及陈芝秀，是1932年夏，其时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毕业，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此时，距常书鸿与陈芝秀在杭州结婚已七年、距陈芝秀赴法已四年、距他们以里昂一条河流命名的女儿常沙娜出生已两年。

常书鸿陈芝秀一家三口在巴黎先是安家在十六区的巴丁南路，后来搬到塔格尔路，他们家始终是朋友们聚会的场所。1934年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即设在常家。陈芝秀在相夫教女的同时，自己也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与法国姑娘王合内（1912—2000，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成为同班同学。参看王合内的简历，入学时间当在1933年。王合内与王临乙后来成为中国美术界所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的初次正式见面，就是在常家。陈芝秀是中国第一代留法的女雕塑家，这个定义应该是确定的。

1936年常书鸿回国，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陈芝秀携女继续留在巴黎求学。同年，王临乙亦被聘为北平国立艺专雕塑系教授，后赴巴黎与王合内成婚，王合内肄业并于翌年2月随王临乙到中国。陈芝秀与常沙娜大约在7月也回国，与常书鸿在上海重聚。

《我的女儿》陈芝秀作于巴黎

此时的北平艺专因抗战烽火四起，而开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流浪，先是江西庐山牯岭，然后湖南沅陵，再辗转至贵州贵阳。

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对贵阳大轰炸，成为一个重要事件，从后来的发展看，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很多家庭、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常书鸿、陈芝秀、常沙娜一家。那一天，常书鸿因事外出、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去郊外遛狗，均逃过一劫。但常家、王家的临时住处被炸，所幸陈芝秀和女儿死里逃生。因住处被完全炸毁无处可去，贵阳的一个天主教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处，还给予了一定的精神抚慰，陈芝秀和王合内正是在那时一起接受了天主教。

国立艺专于本年春再迁至云南昆明，未几，又转迁重庆。此后，虽然时局依然艰难，工作也有变动，但生活却相对安定了下来。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之间的凤凰山顶上，常书鸿陈芝秀、王临乙王合内、吕斯百马光璇、秦宣夫李家珍四家合住在一所房子里。1941年7月，陈芝秀生子，常书鸿因嘉陵江而取名“嘉陵”。很多年后，常沙娜深情回忆：“凤凰山上树木繁茂，满山野花野草，野菜也很多。早年就在法国结下深厚情谊的四家人，如今共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似的，非常和睦。”

1942年的冬天，常书鸿等到了去敦煌的机缘，仅凭一纸任命，“孤家寡人”的他奔赴心中的圣地。他希望陈芝秀能带着子女同行，但陈芝秀的反对，几乎是可想而知的。不仅考量了稚子（常嘉陵）待哺、幼女（常沙娜）求学，还有远离温暖而坚定可靠的朋友们。另一个原因又会不会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与佛教）的迥异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和抗拒？

即便如此，陈芝秀在常书鸿抵达敦煌的半年之后，也带着子女到来了。可以说，这是学雕塑的陈芝秀为了艺术，也可以说妻子为了丈夫。但矛盾依然并未消弭，之后的争论，发展到争吵，将矛盾的裂痕逐渐放大，终于不可收拾，并以陈芝秀的只身出走兰州，从此生死不再相见，宣布曾令人艳羡的“佳偶”婚姻成为过去时。

平心而论，在当时情况下，常书鸿也曾对凤凰山那几个最好的朋友说：“在敦煌，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既然如此，又何必苛求一个在多重负担下的女人呢。与陈芝秀相似的，是一位著名女诗人几乎在同时，也是抛下了两个孩子逃离了婚姻。巧合的是，女诗人是从兰州出逃，更巧的是，女诗人逃亡的终点，正是重庆磐溪。

常书鸿回忆录中，他写到听别人转述说陈芝秀逃到兰州后，登报发布了离婚申明。之后，陈芝秀的去向不明。其实，何止是去向不明，陈芝秀在出走之后几乎切断了与过去生活所有的联系，包括她所信赖的、结识于巴黎的朋友们。

恕我无知，当年在面对常先生时，没有提问。面对可能知道内情的吴作人先生，我也没能相询求证。甚至，面对最有可能会给我回答的王临乙王合内夫妇，我也未能开口提问。

历史对陈芝秀，仿佛突然松开了手，任其滑入时间的茫茫深渊。有谁会有耐心听一听这个女人、妻子、母亲的答辩。至于传说中她曾经对女儿常沙娜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保持冷静，并有小小的怀疑。这一句话，可能符合很多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抛夫弃子”者的“审判”，但，这仍然是一种缺席的“审判”。假如有机会，听陈芝秀来说一说，可能更有说服力。遗憾的是，这种“机会”是永远不再有可能了。

如今，关于陈芝秀，惟有零碎散乱的片言只语，再也拼不出一张完整的图案。甚至，那些最了解她的朋友们的态度以及回忆，也都不约而同地被冰封了。诸暨是陈芝秀的故乡，我去过多次，在那很有一些熟人，甚至还有原籍枫桥镇的陈姓朋友。我叨扰他们帮助找寻陈芝秀的事迹，哪怕点滴，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作为中国最早的女雕塑家，陈芝秀的雕塑作品原件已无确定存世者。据常沙娜披露，雕塑作品的图片尚存两件：一件是幼儿常沙娜，另一件是青年吕斯百。一望而知，均作于一九三零年代的早中期。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