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时常有人将金黄的稻穗摆在他的墓前，这是绵延无尽的追忆和思念。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采访袁隆平的情景，那是2007年9月，在安徽芜湖。芜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袁老师对这里有特别的感情，他的母亲华静很年轻的时候，曾在芜湖老城区的一所学校教英语。或许与此有关，袁老师把他“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放在了这里。那天，袁老师一下中巴车，没有客套寒暄，顺着田埂直接往稻田中间走。他已经77岁了，看到沉甸甸的稻穗，兴奋得像个孩子，走路的速度年轻人都跟不上。此后经过现场收割测产，单产724公斤，比上年增长230公斤，顺利实现了“种三产四”的目标。当时安徽正在举全省之力，开展粮食高产攻关的三大行动，“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安徽，在湖南，在海南，袁老师不断给人们送去增产增收的好消息：800公斤、900公斤……到了2021年5月，袁老师离开我们前夕，又传来了平均亩产1004.83公斤的喜讯。

去年8月，我接到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的来电，说部里要组织袁隆平先进事迹报告会，希望我能参加这项工作。在组织事迹报告会的日子里，我时常被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感动着。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告诉我们，袁老师91岁高龄还坚守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稻田旁，这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他完全可以坐在长沙的办公室里，听学生给他汇报科研数据，也可以让学生站在稻田里和他视频。

年近花甲的赵炳然研究员，三十多年来一直跟随袁老师南繁育种。他说，袁老师有三个孩子，因为科研工作太忙了，一直顾不上，在第二个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就急匆匆地去了海南，临行前他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深情地对妻子说：“我要去找我科研上的孩子了，你就支持我吧，谅解我吧！”赵炳然说：“袁老师每天都要到田里去看看，摸一摸他心爱的稻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从骑自行车下田、骑摩托车下田、自己开小轿车下田，一直到我们开车搀扶着他老人家下田。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中，始终要求自己亲自下田，掌握翔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他也要求我们所有科研人员必须下田，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脑里长不出水稻。’”

杂交水稻中心的吴俊研究员说，袁老师73岁那一年，大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再骑摩托车下田了，于是，他得到了一本由交管部门颁发的小汽车“特别驾照”，这个“特别”在于只能从院内开到试验田。“有一次，记者采访袁老师，他得意地说：‘我就是喜欢飙车。’我们在一旁就想笑，心想，您那算什么飙车啊！但袁老师就是这样，永远自信爆棚。”

吴俊也曾见过袁老师开会时发火。那是2018年，在讨论一个粮食高产项目指标时，有人提出种植经济效益好的优质稻，有人提出稻田养虾等混养模式，只要收入能折合1200公斤稻谷就算达标。那年已经88岁的袁老师，一听这话就生气了，把本子往桌上一摔，非常严肃地说：“我不同意！到了缺粮的时候，钱管什么用？两个金元宝也换不来一个大馒头。”

袁定阳是袁隆平的三儿子，高高的个子，话语不多，性格很像他父亲。他说：“在我少年的记忆中，很难见上父亲一面。他有时候很晚才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有时候三五个月也不回一趟家。我从小跟妈妈一起在安江生活，高中以前，对父亲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多次问妈妈，爸爸在外面干什么，怎么老是不回家？”袁定阳还说起父亲写给奶奶的一封信。1989年，袁定阳的奶奶病危，父亲正在长沙主持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等他赶回安江，奶奶已经走了，他抱着奶奶号啕大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给天堂里的奶奶写了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我总以为会有时间，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可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副主任李莉，原本是一个学油菜的硕士，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专业方向。

2006年5月，马上就要毕业的李莉，正到处投简历找工作。一天，在湖南省农科院杂优中心的办公楼里，袁老师正好迎面走来，这是李莉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院士，还没有回过神来，袁老师就亲切地问她：“你找谁？”“我找工作。”袁老师说：“那到我办公室来吧。”短短十几分钟的英语对话，竟让李莉完成了入职面试。

袁隆平用他严谨的科学态度，把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当成一棵小苗，用心去浇灌、培育。他希望李莉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像他那样热爱种子的人。他对李莉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在李莉眼中，袁老师既是一个一生痴情杂交水稻事业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真实可爱、富有生活情趣的老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打球游泳专业水平。他还特别喜欢小动物，尤其是猫。他说，老鼠爱大米，而猫抓老鼠，所以，猫是粮食的守护神。

曾采访袁老师的几代记者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快乐工作的人。他喜欢打气排球，而且水平相当高，即使80岁以后，也不参加老年组，他觉得和年轻人打球才有意思。记者问他身手为什么这样敏捷，他笑着说：“只有跑得快，烦恼才跟不上你！”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记者们含泪拍下了这样的画面：工作人员用轮椅推着袁老师进入会场，已行动不便的他仍记挂着第三代杂交水稻，希望推广的步伐快一些，再快一些。

弥留之际，守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新品种的耐盐浓度达到0.9%，提前两年达标，袁老师听后，用尽生命最后的一丝力气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站在病床前的家人和学生，轻轻地唱起了他一生最喜爱的歌曲《浏阳河》：“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送别的那一天，长沙花店里的菊花售罄，明阳山殡仪馆外排起了长队，足有两公里，三十万人冒雨送先生最后一程。我想起诗人臧克家的那句诗：“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他一生守望稻田，把稻香送给全世界。他憧憬着禾下乘凉的美梦，希望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希望全人类都吃饱、吃好。他以他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家国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远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