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伟大艺术的诞生，都需要两副有色眼镜：一副是创作者的独特心灵，用来观察民族和时代的核心需求；一副是观众掌握的历史知识，用来获取理解的共鸣。

赵丽蓉吃饺子那个小品里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这实际上继承了19世纪法国人丹纳《艺术哲学》的观点。

丹纳吸收了当时刚刚重塑了人们观念的达尔文学说，将艺术品产生的三个要素归纳为种族、时代、环境。

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认为这决定了艺术发展风格的技能树，各种艺术风格以其独特特征，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

虽然名字叫《艺术哲学》挺唬人的，但内容非常生动浅显，带着19世纪学者特有的那种兴奋和大胆，里面对各国艺术风格的总结非常鲜活，是19世纪文艺锐评。

丹纳观察下的德国人最知识气，年轻人不近视也要戴眼镜。他们民族的艺术特点就是特别形而上，主义特别多。

丹纳说，德国人在壁画上画的是哲学和历史课，“他们的画家是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

对工业革命后蒸蒸日上的英国，丹纳的评价更加尖刻。

当时大多数英国中间阶层要么埋头于办公室报表，要么出入各种交际应酬场所，艺术等精神食粮都被放在次要地位，艺术在那里是古董，只是少数鉴赏家的娱乐。

他说，英国的“现代画家是头脑呆板、意境狭隘的匠人；画的干草、衣褶、灌木，都非常枯燥，繁琐，令人不快……他们对色彩的和谐变得麻木不仁，在画布上涂着整瓶的鹦鹉绿，树木像锌片或铁片，人体像牛血一样红……他们的绘画不堪入目”。

丹纳对法国艺术也没说什么好话。

巴黎虽然是当时欧洲最风雅的都会，但丹纳说法国绘画的“感受太薄弱”。

他们追求表现古代真实的场景，变得精细而病态，绘画成了文字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