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蛰伏。
平静的暗流下,各行各业也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实体书店来说,无疑是一次更为严峻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听到了声浪浩大的求助和救援声,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在积极地自救与革新。
“惊蛰”意味着开始。破土、迁徙、重生。山桃的花苞积蓄着力量,远方的候鸟纷纷北归。似乎除了我们,自然界的万物都没有错过这个春天——真的是这样吗?还有不少人,拿起了手中的笔,写下了自己与书店的故事。
追忆中国书店神算子雷梦水
▌于润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旧书业也在待举之列。1952年,中国书店成立。
新成立的中国书店分布在北京的四九城,以东琉璃厂的邃雅斋,西琉璃厂的古籍书店及南新华街的旧期刊部最为光耀。因工作之需,我于上世纪80年代后便有幸与中国书店结缘,认识了古籍版本大家雷梦水,近现代期刊大王刘广振及马春怀、刘吉安、郭继森、关世源、康洪波等书业前贤。
几经过从交往,双方的合作日益融洽。我把中国现代文学馆所需的书刊开出明细,他们会及时地给予补配,有时还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书刊。
二十世纪30年代出现的“毛口书”(又称毛边书)是近现代书业的抢手货。记得一次,雷师傅向我推荐百余册毛口书,这着实令人惊喜,让人爱不释手。可惜书价偏贵,几经协商,最后还是书店大度,使得馆里能够购进这批宝贝。丰富文学馆馆藏,中国书店功莫大焉!
还有一次,经雷梦水先生之手,为馆里购得三千多元的书刊。当我遴选完后,雷先生便把这些书刊一一过手,立刻就说出了书刊的总价(3860元)。我当时表现出了一点犹豫(意思是并没经过计算器核算,先生怎么就说出了书刊的总价呢)。先生看出我的疑虑,便笑着说,让会计再计算一下吧。经过会计的核算,结果与雷先生口说的书价一分不差。“太棒了!”我由衷地发出赞叹。这时会计告诉我,“心算”是雷先生的拿手绝活,老一代贩书人鲜有的超长技能。“心算”的本领,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的。这背后的苦功,令人难以想象,更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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