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展出14天的唐碑善本大展到底有啥看头？

《多宝塔感应碑》杨典诰藏本

都不用翻日历，成年人就会知道这一年差不多又要过去了。但是当发现明年又是虎年时，还是不禁感叹了一下。不然为什么说，成年人的世界里就没有“轻松”二字呢？因为时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追逐呀……我们只要稍微思维一下古人，就知道纵然权势如龙王，相貌若天仙，才华胜陶潜，都“俱往矣”，我们只能在各种“文化遗产”中一窥其精神风貌。

江南“黑老虎”

在各种“文化遗产”中，“书写”当然有着重要的位置，全世界绝大多数有深度的文明都知道要赋予书写一种神圣性，至少在电脑彻底取代了书写之前都是这样。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书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连本雅明都在《单向街》中写道：“被誊抄的文章指挥的就是缮写它的人的灵魂，而纯粹的阅读者则永远看不到它内部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中国誊抄书籍的实践就是这样无与伦比地保全了文学文化，而缮写就是一把解开谜一样的中国的钥匙。”

但是，对摄影很有研究的本雅明没能注意到另一种很近似于摄影的中国书写：碑拓。这是一种近似于摄影的图像摄取方式。它仿佛摄影的底片，期待着我们通过底片将获得原书写“真实的”图像。然而，就像摄影终究无法代替原件一样，除了本雅明所谓的“灵晕”之外，再高清的图片也会有信息的丢失，碑拓丢失的细节显然更多。但奇妙的是，中国文化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反而给它增加了可玩味之处，石头、刻刀的媒介以及时光的侵蚀，反而赋予其另一种“灵晕”，并戏称其为“黑老虎”。在中国文化史上，“金石学”占有很重的分量，尤其在清代达到顶峰。这些“黑老虎”历来是文人收藏的对象。

上海图书馆可谓收藏这些“黑老虎”的重地。原因很简单，江南历来就是文脉兴旺之地，经过科举考试走出的高官更是不胜枚举，他们手里的“黑老虎”最多。到了清末，上海成为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房地产投资热门之地，各路名流一时云集沪上。江南两大家族——苏州吴氏与安徽潘氏的联姻，让他们的收藏更集中，这具体就体现在民国时期沪上名家、书画大家吴湖帆的收藏了，吴湖帆的宅子就是一座重量级博物馆。其中的碑帖部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上海图书馆的宝物了。最近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大展”就放出了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黑老虎”（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吴湖帆的“四欧宝笈”，仅此一样就涵盖了《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四种宋拓国宝级文物），力度极大，在“圈内”引发热议，若不是因为疫情，一定会有很多粉丝飞过去观展的。

那么，为何叫“大唐气象”，这些黑老虎又怎样体现了“大唐气象”呢？

这一切都要从唐太宗李世民说起。

大唐的“文化自信”

我们须知，这些“黑老虎”都来自于纪念碑，纪念碑，从来就不只是一块石头，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哲学、宗教、美学意义。假如我们只将其理解为“艺术”，是相当狭隘的，它本身就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当然，当下“宏大叙事”这个概念又被相当狭隘地贬低了。而具有远见卓识的唐太宗李世民，将立碑看做标志着“文化自信”的大事，《新唐书》中记载，贞观年间就开始争相立碑，因为“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去西安碑林博物馆如果只是为了看“书法”，是非常可惜的原因。

唐碑宋拓——这是“黑老虎”爱好者们的共识。这次展览打头阵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庙堂碑》。这块碑就很有说明意义，它标志着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这块碑立于大唐武德九年，此时李唐政权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虽然皇帝还是李渊，但实际执政者就是李世民。作为有多种血统的北方统治者，李世民深知要得到南方氏族的人心，在新政权里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这一年，大唐册封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重新大修了孔庙，随后就由深得李世民信任的太子中舍人、著作郎（这两样官职对“德行”的要求是极高的）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刻石，宣传这一盛事。

文章的主要任务当然是表彰大唐政权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就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统治的“正统”继承上。文章本身自然无可挑剔，但是书法更吸引人，虞世南书法之高超固然是主要因素，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书法是他的舅舅，大书法家智永和尚教的，而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直系后人，是“二王”最正宗的传人，就书写的“神圣性”而言，“二王”的书写权威地位无疑与南方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几个元素集中到一起，自然这种“纪念碑意义”就更强了。据说，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李世民赐给虞世南一枚王羲之本人使用的信印。

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形成“大唐气象”，还需要作为艺术哲学层面意义的书法来支撑。虞世南书法在当时就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一般人哪里能求得他的墨宝，所以宋代的黄庭坚写道：虞书庙堂贞观刻，万两黄金哪购得。“虞书”妙在哪里呢？当然就是那种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或许有点儒道互补的气质。这也是虞世南书法难学的地方。

例如，为什么初学者中学欧体的人那么多呢，因为欧体的结体是规律明显的，是一见就会产生好感的（当然真的能将欧体写好却极难）“第一眼美人”。而虞体属于“氛围组”，有着晋人的萧散，也有着唐人的整饬，整体结字上在宽扁和高瘦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或许单个笔画拆开看似乎有一些夸张，比如他的“捺”或“走之底”往往显得更长一些，其实这是利用了一个字字内各笔画空间关系的安排而形成的视觉效果。这样做使得虞书有一种“远”势，有一种淡泊的、典雅的、贵族的气息，用音乐形容，就是“余音绕梁”。

这种高贵的气质和碑文的内容浑然一体，也是一种美好人格的象征。虞世南在朝廷与魏征一样，有忠言直谏的名声。他去世后，唐太宗叹道，再也没有能与之讨论书法的人了。

或许我们也可以思维一下，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真正一等一的帖学高手，就没有不从此帖中获益良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碑原碑已毁，后来北宋时又在西安重刻，称为“西庙堂碑”，此碑到了明代时又发生了断裂，此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明代断后的初拓本。《孔子庙堂碑》最佳拓本公认为是“临川李氏本”，如今在日本的“三井堂”收藏，这个“西庙堂”本子也算是弥足珍贵了。

帝王书法第一名

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唐太宗对王羲之的重视都看作政治战略，他也是一个王羲之的超级粉丝，或者说，最大的粉丝。二王之中，他对王羲之的喜爱远远超过王献之，这种态度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太宗（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全国到处收集王羲之墨迹，并且用不正当手段骗取了《兰亭序》真迹，而且据说将此带进了自己的陵寝。他勤学苦练，临摹王羲之，以至于自己的书法水平突飞猛进。即便有人质疑他在书法史上并不是顶尖高手，也算得上历代帝王书法第一名。而且，这种粉丝态度还波及自己的老婆孩子。唐高宗李治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并令怀仁和尚用王羲之书法集字。这件作品有多重要不用笔者赘言了吧。《集字圣教序》拓本众多，这次展览同时展出了四种，各美其美，但有一个最美，那就是张应召本，为国家一级文物。武则天书法也显然是直接学习王羲之的，客观地说很有看点，学得非常到家，绝非附庸风雅之辈可比。武则天书法《升仙太子碑》此次也有佳拓展出，写得雍容华贵，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全然一派盛唐气象。

唐太宗书写的《晋祠铭》拓本也在展出之列，为张丙震藏本，这是一件书法史上的杰作，也是验证唐太宗本人学习王羲之效果如何的一个绝佳范例。可以说，他和王羲之本人相比，他的字更具有帝王之气，去过晋祠的游客或许见过，但未必会留意上面的书写。可是，这些内容却是大有深意的。晋祠，本身就完全属于“纪念碑意义”，是为歌颂晋国开宗之祖唐叔虞而建的，唐叔虞“承文继武，经仁纬义”，是封建社会理想型的“德政”典范。李渊在起兵反隋前，曾经在晋祠向唐叔虞祈祷护佑，后来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重游晋祠，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触景生情，写下此文。此文的要义是借唐叔虞的典故旌表大唐政权的合法性，即它用“德政”淘汰了隋炀帝的乱世。唐太宗书法的雄健、潇洒、气势与文字立意需要在一起理解，方才是那个“大唐气象”，一种胸怀宽阔、有着雄心壮志的、充满希望的时代气息。只注意如何“美”，装潢如何豪华，总归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书法的信息岂止是形式上的“美”呢？

限于篇幅，我们只将初唐气象略举一二，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大唐气象”是不同的，当然能亲临现场的话，会更有直接的感触。

展览：《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大展》

展期：2021.11.1-11.14

地点：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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