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国青铜器的风格
看展览,展线结构体现的叙事是尽可能再现噩国的历史。但展览叙事和文本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展览空间和物质本体,为观者提供了一种沉浸的可能。展品本身所展现的冲击力,为感性体味噩国遗产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青铜器铭文及器物出土背景提供的历史、地理信息,仅仅是噩国历史的叙事面向。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风格、组合,则表现着噩国的另一个面向。
西周早期的噩国青铜器,与商周之际中央区域的青铜器既近似又不同。青铜器商周虽然易代,但前代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并不会因此戛然而止,新时代礼仪制度的确立需要时间,因此前代之风仍有相当时间的存续。噩国青铜器与这种整体性的特征同步。因此我们在西周早期,不仅能观察到对噩人对商人所爱器物的沿用(如方鼎),在很多器物上也仍能观察到晚商青铜器较为剑拔弩张、奇异诡谲的风格。
噩仲方鼎
兽面纹卣
噩国先后追随商周王室,其青铜器风格自然也受到两代中心区域的影响。西周早期的噩国青铜器扉棱突出、纹饰夸张,仍显示着晚商的余绪(图4)。新时代最初的变化虽然并不显著,但绝非一成不变。如羊子山最为人瞩目的兽面纹卣(图5),扉棱突出,但兽面纹无地纹,浮雕边缘轮廓圆润,以较为柔和的视效,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扉棱带来的棱角感和奇诡之风。
噩国青铜器虽对商周中央地区的器物风格亦步亦趋,但仍可看到自身风格的一面。如上海博物馆所藏噩叔簋,为方座簋(图6、7)。据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统计研究,方座簋绝大多数都出土于陕西地区。而又尤以周人发祥地陕西宝鸡地区所出方座簋时代早、数量多,所出墓葬规模大。这正表明方座簋是周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噩国有此簋,证明了噩国与周人的密切关系。但有趣的是,噩叔簋的方座内有一铜铃,这在周人的方座簋中并不常见。其所体现的,或许正是噩人自己的创造。另外,若拿噩国青铜器与周人中心区域的青铜器细细比较,或可发现噩国青铜器的比例协调和细节处理方面又稍显欠缺,厚重感略显不如。由此而观,身居南方的噩国公族,虽然追慕中央,但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似仍有自己的调整空间。
噩叔簋
在目前所见的商代青铜圆鼎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的。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