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就是中华文化儒家思想所彰显的三重境界。
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最为崇高的天地精神。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本质特征是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并在斗争中解救自己，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它要求人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热爱劳动的高尚品质，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彬宇先生说，我曾经讲过儒家文化的三重境界，第一个是文化儒，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是人类需要的文化。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走向光明、走向幸福、走向圆满；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境界是君子儒，儒家文化是需要你做人。做人的标准就是“君子”，这个标准以上是“圣贤”，以下是“小人”。成为君子，就自然脱离了小人，自然成长为圣贤；儒家文化的第三个境界是大人儒，不光要做人，还要做社会需要的人。这就是“己达达人”的人，“兼济天下”的人。
而同样，共产主义人生观解答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等问题。归结起来，有三个基本特点：
1)以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并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2)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目的，其本质是大公无私。
3)以革命乐观主义为人生态度。以乐观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一旦形成，必须按自己的面貌改造现实，造福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儒的境界；第二个特征，就是君子儒的境界，包含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同时更包含了“君子群而不党”的集体主义精神；第三个特征，就是大人儒的境界，“己达达人”、“兼济天下”，可以孟子所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具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
共产主义的劳动观就是中华文化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劳动观由有一定自觉的人士带头作为榜样，带领更多的人将这种价值观融入于生命与血脉之中，从而实现全人类的高度文明与和谐。 共产党人的追求，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圣贤”特征的描述：
《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就符合也唯有如中华文化所标举的“圣贤”，才能够实现中华文化所谓的“平天下”，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共产主义社会。
彬宇先生认为，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指广大的困难群众，儒家“民贵君轻”的精神及“民本思想”其着眼点就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就是中华文化所倡导“自然无为”的最高境界者，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培养从精神上达到“自然无为”具有天地格局及智慧能创造物质、驾驭物质的人。这样的人在儒家称为“大儒”，在佛家则称为“大乘菩萨精神”，共产主义则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理念就是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因为完全强调私有、私欲只会将人类引入堕落。
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就是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理想”，按需分配不是无原则地满足欲望。“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按需分配就是在解决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所重视的均贫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恩格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注重物质第一性，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与中华文化思想依然高度契合，中华文化的原典《易经》，讲六十四卦卦象，就是抓住事物这个物质本身的根本特征进行分类，卦象所涵盖的就是各种事物现象，现象就是物质，透过现象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唯物主义恰恰是根据客观事物来分析其内在本质的规律，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易经》所阐述的“道器关系”也正是如此。“器”是物质，透过物质的特征来反推物质背后的规律，就验证了“道”。战国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东汉王充：“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明朝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而“道”本身也是物质。所以《易经》提出了三易原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加以掌握并利用的”，这里说起来是一段话，在《易经》那就是六个字：不易、变易和简易。简单地说，不易就是道，变易就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简易就是掌握并利用规律。当你达到“不易”的这个最高境界，也就是“道”的层面时，你就看懂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变易”，当你看懂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时，你就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了，就能运用这个规律创造、发展出一切事物了，这就是“简易”。
从物质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反映世界，进而推导出其中的内在规律，并掌握此规律再进行对一切需要的创造。如果不从唯物角度出发，则极容易发展出历史虚无主义和务虚主义，搞出“屠龙之技”，而中国古代“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实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精神高度契合，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高度契合。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思想，是“心物一体”，道器不二。老子所阐述的“道”，本身也具有“唯物”性。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他所阐述的“道”，本身就是物质。
唯物主义就好比一面照妖镜，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骗术都照个明白，而将一切思想学说都变得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恰好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追求，“道”的高明，是要创造发展出“器”的高明。没有“器”的“道”不是道，是骗术。
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言，这是最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哲学观点。
譬如算命先生学《易经》，只学会了占卜，孔子学《易经》，却感悟了天道。同样是学《易经》，结局却迥然不同。这就是孔子所感叹的“通途而殊归”，最后历史选择了孔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都搞经济和物质，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高度发达是与人的精神境界成高度的和谐与共振，而资本主义则不然。故而历史将如同选择孔子一般选择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为何在“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中，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奇迹般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一步步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起来的根本原因。
有远大的构想和梦想才会有伟大的成就。共产主义就是宏大的人类未来构想，我在前面讲“知志”的时候讲过，志通质、智、置、治、制、致、至。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能用理想照亮现实，也一定能将梦想变成现实，现实也就是实质，所以“志”通“质”，实质的意思；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一定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够集中精力去做能做的，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是一种智慧，也会不断拓展出伟大的智慧来，所以志通“智”，有志向的人会开启智慧；有宏大的志向，会懂得如何处理事物的关系，掌握相应的方法，这个“置”既代表“措置”的置，即方法；也代表位置的置，即地位。有宏大理想的人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崇高的地位；志通“治”，有宏大志向的人，一旦在人生路上走偏，就会自觉发现并及时纠偏，因为他自觉到一旦走偏，必定实现不了志向与理想，所以通“治”，就是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中，后面三个都符合这一特征；也就必定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所以志通“制”；有远大的志向，就必定会多方考虑，注重周祥和细致，所以志通“致”，全面、周备、精细的意思；最后，一切条件成熟，终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梦想，这就是志通至，达到的意思。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互称“同志”，虽然这个词语源于《易经》“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但是一个“志”的内涵已经说明了一切。
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土壤、共产主义的伟大指引，则必然有中国梦这一伟大构想的提出。这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更是中华文化为全人类描绘的世界梦。拥有宏伟的使命，就必定能在前行的道路上自动纠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从而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昂扬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步步坚定有力地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全人类获取幸福、生命成就这一伟大目标。
彬宇先生继续提出，什么是国学？《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是“一国固有之学”，照此看来，中国国学只是世界各国国学中的一分子，并不能完整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及与世界学术的根本区别。所以他曾经为“国学”做了一个新的诠释，先生说，所谓国学，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的简称。很多人说治国是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平天下是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其实不对，首先，把无数个国家治理好本身就是对“治国”概念的重复，而治国是治国，平天下是平天下。两者岂能混为一谈？另外，在先秦时代可以这样定义“平天下”，周天子高高在上，所有的诸侯国都听命于他。但是到了现在，就不能再这样去理解，否则就会发展出霸权主义。他在《国学旨归》第一辑和《平心平天下》里面都有过新的诠释，平天下就是指一个人内圣的修养达到了与天相持平的境界，这个时候看到的一切都在自己的眼界和境界之下。平天下是指内圣的修养达到了极致，内圣修养达到极致，必定开启了无上的智慧，运用无上的智慧，自然就能创造出一切丰富的物质与文明。同时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也就是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所以内圣的修养达到极致，自然就能开创出外王的事业。“平天下”三个字，既包含了内圣的修养，又包含了王的事业。
那么中华文化平天下的追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实现。
今天，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将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出发，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其实已在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行进了数千年，也有过无数的曲折和血泪。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与共产主义所高度契合，所以临门一脚，结合历史经验、文化积淀与基本国情，踹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门，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正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积淀，习近平总书记自信并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彬宇先生在《平心平天下》中曾论述过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与西方所谓美式民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古代圣人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宏伟蓝图也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唯有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实现，感兴趣可以看该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从国际视角来看，不仅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倡议上，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做资本主义掘墓人，而旨在造福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拓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国家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指导意义。
彬宇先生谈到“常道”是儒家精神的体现，他说：常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源于现实，又能指导现实。常就是生活，道就是高于生活。依此道理，常道的含义就包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西方重物质重资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吃饭”（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吃饭固然很重要，但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把这个更重要的搞明白了，如何吃饭、如何吃好饭，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当你掌握了智慧，厚重了德行，自然就能创造并驾驭物质。《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子贡去问孔子政治方面的问题，孔子就说，有三样东西很重要，一是搞好生活和经济建设，二是搞好国防和军事建设，三是搞好文化，加强诚心、信仰和信念的树立。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在这三者中去掉一样呢？孔子说那就去兵，不搞军事了；子贡又说，如果不得已又要把剩下的两者去掉一个呢？孔子就说去掉生活这一项吧，自古以来谁都有死，没有精神的活着还不如死了。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孔子不是主张只搞文化建设而不搞其他的建设，他只是强调文化的重要。因为真正的政治，是不可能绝对不搞经济不搞国防的，因为一般的统治者都会过分注重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而往往忽略了文化建设的意义，所以孔子结合现实的情况，为了突出文化的重要，才故意这样说。这就是我们读书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不能产生误解。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此。一个“吃饭是为了活着”，一个“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那还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让全人类精神和物质都获得高度的自由，是为了“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这是共产主义的追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求。
很多人受西方反华势力蛊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是乌托邦，其实当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以后，你就明白，共产主义社会也好、大同世界也好，都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实现的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也很漫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实现了精神与物质的高度自由和高度文明。一个人精神高度自由之后，随之而起的就是智慧的高度发达。一个精神高度自由的人，其欲望是极低的。这符合老子所讲“知足者富”的理念。因为精神高度自由了，内心无比充实，对事物的渴求和需求变得理性，也就是减损掉欲望了。你看历史上无数圣贤之人，他们真正做到粗茶淡饭、安步当车，却比任何一个常人都幸福就是这个道理。而只有当一个人精神空虚时，才会滋生欲望，希望通过对财富地位的攫取来充实自己。当一个人精神高度自由与文明，同样就能创造物质的高度自由与文明。道器是统一的。有多高明的“道”就能创造多高明的“器”。高明的“道”就是高度自由的精神，高明的“器”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又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物质，使人类没有了生存和生活的恐惧，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进而反过来升华人类的精神。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精神高度自由，就是指高度理性、高度智慧与高度幸福。一个高度理性的人，是讲秩序讲礼仪讲文明的；一个高度智慧的人，是能创造高度物质并能驾驭高度物质的；一个高度幸福的人，其需求是极低的。这就构成了一个生产力极为发达而人们对需求又极低的社会。这个社会因为精神和物质都高度发达，所以高度理性高度智慧高度幸福，于是不再有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没有政府的。这在中华文化最高经典《易经》中有一个形容，同时这个形容也是《易经》所描绘的人类最美好的生活图卷，《易经》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来自于乾卦。乾坤二卦是《易经》的门户，所谓“乾坤生六子”，从而演绎出八卦与八八六十四卦。而乾卦又是《易经》中最重要的一个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中最高的境界就是“群龙无首”。什么叫群龙无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进入了中华文化所形容的最高明的境界，儒家叫天人合一，道家叫自然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条龙，而不需要首领，也就是没有了政府没有了领导，大家多元和谐，这也是《易经》描述的“保和太和乃利贞”的境界。所以和谐社会，懂了《易经》，你就明白“和谐”这个词语源于《易经》，《易经》就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但是这个“和谐”，有三重境界，有保和，有中和，有太和，就是今天故宫里的三座大殿的名称。按我的思考，保和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和资本作为保障，是太和的基础；中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太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三和与三种社会形态的关系，留给大家下去思考。
先生说，前面我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而是有必定实现的必然逻辑，如果你还是觉得复杂，那么我简单归结成一句话你就懂了。如果社会上像范仲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满大街都是，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快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范仲淹就是精神上高度文明，物质上又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这种人就是中华文化所标榜的圣贤。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有赖于人。一部分先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联合起来作带头示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人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和圣贤，马克思讲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一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利用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来是一句话，但是《易经》就是三个词语六个字：“不易、变易、简易”。“变易”就是一切的事物都在变化；“不易”就是规律，透过事物的运动变化而发现背后的根本规律；“简易”就是当你掌握了这个根本规律后，看一切事物就简单了，并能运用这个规律去创造、驾驭一切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