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综合）东汉学者刘熙说：锦字右边为帛，表明其为丝织品，而左从金旁，因为其贵重如金。这真是对“锦”的最佳解释。按专家的说法，锦（Brocade）是一种用彩色经、纬丝线多重交织而成各种图案纹样的高级丝织品，代表着中国古代丝织品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平。锦的出现很早，在先秦时的《礼记》、《诗经》中就有多篇描写织锦的华贵。而蜀地“蚕丛古国”的悠久传统，却孕育出了蜀锦这样的瑰宝。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以来，蜀锦就名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是中国斐声世界的著名产品。早在先秦时期，蜀锦就通过由成都经东南亚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以后在长逾两千年的时间中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珍品。
锦城是由“锦官城”演化而来。“锦官城”在汉代成都城西南郊，是当时锦的织造和管理机构所在。南朝刘宋时任豫《益州记》中记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成都城南外的河流，秦汉时称为流江，古代在锦织成后要洗濯其中，色彩才能鲜明，濯于他江则不好，流江亦由此有“锦江”之誉，又名“濯锦江”。再由此推演，成都又出现了“锦里”、“锦楼”、“濯锦桥”、“濯锦楼”、“雪锦楼”、“锦官楼”、“锦官坊”、“锦官门”等城坊名或古迹。从此，锦与“锦江”、“锦城”等成为成都的象征与代称，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反复吟咏的意味与诗篇，唐代李白《登锦城散花楼》吟“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之句，杜甫咏“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宋人陆游唱“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清人杨锐则叹“锦官城里暂停鞍，红粉楼头独倚阑”。
“锦官城”之所以成为成都的象征，与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有密切关系。诸葛亮曾经说道：“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因而十分重视蜀锦的生产，不仅设立“锦官”这一管理蜀锦生产的机构，而且专门修筑了 “锦官城”。在这种情况下，蜀锦生产发展迅速，不仅成为了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成为蜀国对外交换的主要商品。至蜀国被灭亡时，府库中仍有锦20万匹之多。西晋左思《蜀都赋》中被描述当时织造蜀锦的情景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刘备因此曾有一项重奖功臣的大手笔：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等人蜀锦各一千匹，一千匹折合长度为一千八百丈，价值之高，至今亦令人咋舌。
宋代的蜀锦“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当时太平老人《袖中锦》定蜀锦为天下第一。成都每年向皇室上供锦绮一千八百余匹。北宋时成都府的民间丝织生产十分兴盛，城巿中“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完”。同时，官营织锦规模更大，水平更高。宋代在成都就设立了两所官营的“锦院”，生产的蜀锦品种超过了40个：一是北宋时设立的 “成都府锦院”，拥有房屋127间，有织机154张，每日进行生产的有工匠近600名，规模很大，所织的蜀锦主要作为特产上供皇室，也作为每年朝廷赐给文武官员的锦服。其二是南宋设立的 “茶马司锦院”，主要是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进行茶马贸易而生产。成都每年四月还有“锦市”，进行专门的贸易。而西至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东在日本京都的正仓院，均有唐宋时的蜀锦出土或保存下来的事实，说明当时蜀锦在国内外享有的巨大声誉。
明代在成都设有官营的“织锦坊”，生产的蜀锦与川扇、建板同为全国闻名的川中三大特产。清代初期，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四川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全面衰退，有较高技艺要求的蜀锦生产更是一蹶不振。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与恢复，雍正年间之后，成都出产的“浣花锦”作为蜀锦的代表品种，闻名于全国各地。 “马天裕号机房”、“马正泰号机房”等成都著名蜀锦织场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蜀锦的品种花色越来越丰富，织锦工艺已发展到能以染色丝线织出数百花色品种的极高水平，“蜀江锦”、“回文锦”蜚声海内外，一直享誉至今，时常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嘉宾。国外商人来华，也多方搜求蜀锦等中国丝织品，如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来到广州，满载丝茶而归。
溯锦江而上，绿荫丛中与杜甫草堂紧邻的蜀锦厂，是清代以来锦的生产中心。蜀锦史上的“晚清三绝”——“方方”、“雨丝”、“月华三闪”等名品先后在此涌现，光亮明艳，气派华贵，成为蜀锦的杰出代表；同时，在近代国际博览会上，蜀锦多次获奖……这些林林总总的传奇故事，无一不显示出这个绵延两千年的古老工艺与艺术传统，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是这个城市的骄傲与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