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近照王晓岩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80岁的他,是画家,也是作家。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他就到书房去写;有了用绘画表达的欲望,他就走进画室。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甜蜜而幸福的往返——绘画更私人化,是一种个人的心灵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文学更多承担了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
前些日子,冯骥才刚过完80岁生日。他觉得,人的一生就像一条大河,有时候在中流击水,有时候还“兴风作浪”,但过了80岁,人就开始往下沉,静水深流,沉静下来。这种沉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个好处,让他能渐渐想起过往的生活,“远去的东西回返过来,就多了点人生况味”。
80岁生日前夕,冯骥才的中短篇小说集《多瑙河峡谷》和随笔集《画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算是他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两本新书,一本讲书房,一本讲画室。写书和画画,恰好是冯骥才的两样“老本行”。冯骥才家中的书房和画室,是在一个廊子的两头。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他就到书房去写;有了用绘画表达的欲望,他就走进画室,“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很多人不知道,冯骥才的文艺之路是从作画开始的。每逢人生的重要日子,冯骥才都有作画的习惯。50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大片树,已经入秋,但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当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60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豪情依旧》,一只船在大江中扬帆,“当时我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需要这么一股力量”;今年80岁,画什么,他还在想。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冯骥才也会画画,和妻子一起画一对小鸟。这个“传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一起画了一对在风雪中的小鸟。后来,风景不断变化,但两只鸟一直都在。
冯骥才的母亲是山东济宁人,那个地方的特点是“又文又武”。文,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武,有水泊梁山,是当年武松鲁智深们活跃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宁波人,唐代以来,整个家族世代都是文人。山东人的阳刚,浙江人的细腻,两种文化对他都有影响。
50岁的时候,冯骥才到宁波办过一个画展,他第一次卖画就是在宁波。“当时没有钱修缮贺知章的祠堂,我在画展里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画卖了捐了款。”如今,祠堂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这样的事情,冯骥才做了很多,“我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功利,只是出于热爱”。
后来,冯骥才又多次卖画筹款。“卖画救不了民间文化。那么大一个中国,那么多文化遗产,凭我卖画的那些钱能起什么作用?可能也有点作用,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卖完画,冯骥才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后来他说,“我把我的心交给大地了”。
对冯骥才而言,绘画更私人化,是一种个人的心灵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而文学更多承担了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
20世纪70年代,冯骥才开始写作,197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当时,他住在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中有一张桌子,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饭,吃完收走,他才能在上面写作画画。冯骥才用一些木条做了一个书架,把书都立在架子上。他有一张照片,穿了一件很旧的衣服,胳膊肘还打了一个补丁,身后全是书,就是站在那个书架前拍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慢慢改善,他才有了书房。
有人认定作家的书房一定是满屋子的书,整整齐齐像图书馆一样。实际上,冯骥才的书房是杂乱的,书和艺术品完全混在一起。别人帮他收拾房子,他要求一张纸都不能动,“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作家的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冯骥才说。
从写作的意义上,冯骥才曾和文学阔别20年,“但是我不会离开文学”。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他经常会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坐在汽车里,听着音乐,好几个小时,文学想象就忽然出来了”。
有人问他,有什么写作计划?冯骥才回答,没什么计划,“写作是一种快乐的创造,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写”。
《多瑙河峡谷》中的五篇小说,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元素,亦真亦幻,是他之前没有过的风格。冯骥才说,对文学的热情是天性,搞文学的人,当对生活有热情的时候,必须要用文字来表达。
冯骥才坚持要把文学写成艺术品,所谓艺术品,就是要有审美价值。他还坚持小说家的语言——不管写的时候多么激情澎湃,小说的语言最终应该是精当的。“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成熟的是诗,然后是散文,而诗歌给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语言。写《俗世奇人》的时候,我写得很快,但改的遍数很多,语言不行,我不敢放手。”
冯骥才说:“现在我和以前有一点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读者一块儿认识生活,现在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审美的形象和对时代的思考。一个好的艺术家要影响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别是审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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