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列举两个历史典故：一是三国时期的蒲元为诸葛亮铸刀，深悉蜀江之水淬火，才能造出斩断铜铁的“神刀”，因此技艺精湛，故能分辨出蜀江水里掺了八升涪江水;二是阮咸听音乐，能辨出皇家乐官所制乐器比周时玉尺的标准短了一黍。他借此两典故说明书画用笔的微妙差别，并指出气与力的运用要得法。蒲元虽然无力，却能挥刀斩断铜铁，关键在于他有“神刀”在手，功夫到家。八大山人以蒲元铸刀和阮咸辨律的水平要求自己，并把绘画上的笔精墨妙渗入书法中。还应该指出，八大山人书法越到晚年越简练，简练是高度提纯。细观其用笔长短、欹正均有微妙的变化，达到了简练而丰富的高度。如果说这是“笔精”，那么“墨妙”则体现在浓淡苍润的变化上，如74岁所书《临河集叙》，墨的浓淡随笔而走，于淡墨中写出苍润变化，明显借鉴了写意画的墨法。

清 八大山人 古木双禽

正如把篆书的笔法融入写意画，反过来八大山人将画荷茎的浑圆刚劲、富有弹性的笔法运用到行草书中，如71岁左右的《行书五绝诗轴》中的“胛”字的长竖，72岁的《河上花图卷》题画诗中的“郎”“斜”的竖画，如同写荷茎，极富立体感。此种尝试是前无古人的，是“八大体”的点睛之笔。

八大山人书法的单体字形，常有上大下小的空间划分，如“涉事”二字中的“事”，这种特点可以从其画石上大下小的结构中寻得渊源。在章法布局中有意压缩或张大某字的空间，也是受其绘画空间图式影响的。八大山人以其在绘画上独特的空间图式作用于书法，使其书法冲破了固有传统的束缚。古老的书法发展到清初，已形成了种种固定的模式。清初还是帖学风靡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帖学已显僵化态势。

清 八大山人 书画合璧册

极具个性、富有创新精神的八大山人，不愿随前人亦步亦趋，采取“兼之”的方法进行创新。在书法系统内，他将古代书法“兼之”一体，正如他在《临河叙》题记中所说：“晋人之书远，宋人之书率，唐人之书润，是作兼之。”

把晋人书法的清远韵味、宋人书法不为法缚的个性和唐人书法法度的精微兼为一体，形成自己的面目。更为可贵的是，把“书法”和“画法”相互兼之，使两个系统通联起来，从自己所创造的独特的绘画意象造型中选取某些构成要素运用于书法，开创了画家书法以篆书入行草的先河。

总之，八大山人的书风和画风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形成的。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的相互“兼之”，使八大山人书法和绘画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书与画，其具两端，其功一体”(石涛语)，站立在中间的八大山人，紧紧抓住两端，打开了相互交通的道路，使其书法和绘画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