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万物不仅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有形有色的自然很容易引起人类的关注，同时，也使得我们开始进一步欣赏自然，将其描摹图绘，或是为了形象记录，或是为了美学欣赏。实际上，这种描绘本身就是一种博物学实践。博物学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它的最大特征便是在互动中完成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记录，而图绘其形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比抽象的语言描述更能形象准确地把握自然的特征。

世界各地一直都保留着图绘自然的传统，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绘画统称为“博物绘画”。既然称其为“博物”，那么这类绘画一定要反映画者对自然的观察，呈现出自然物的显著特征，换言之，博物绘画不一定描绘得最为逼真，但一定要将其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来。这种以真实观察为基础的绘画，传统上主要用于图像化的记录自然物，或是艺术化的捕捉自然美。随着科学的兴起，博物绘画分化出新的功能，用以辅助自然科学研究，最常见的便是生物科学绘图。

博物绘画在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的祖先很早便以绘画的形式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五代宫廷画家黄筌所绘《写生珍禽图》颇具艺术表现力，画家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清代蒋廷锡所绘《塞外花卉图》中，记录下他在塞外观察到的66种野生花卉。这两幅绘画看似只是个例，人们印象中更多的是重视笔墨的梅兰竹菊等题材的写意之作，但在传世的大量绘画作品中仍不乏博物绘画，它们还有待于人们深入发掘。

中国博物绘画在二十世纪初才真正走向独立发展，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科学性的博物绘画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这类服务于科学研究的绘画被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等研究领域，其中创始性的代表画家是冯澄如。他在二十世纪前期绘制了中国最早一批生物科学绘图，并创新性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科学绘图形式相融合。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博物绘画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生物资源普查以及动植物志书的编纂推动了生物科学绘图的发展，这类博物绘画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两套丛书汇集了众多画家的数万幅作品，由此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物科学绘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