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造”》（油画）刘伟佳

建构中国美术评价体系、话语体系

在关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不同声音中，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注意到，一段时间里一些美术理论家以西方理论为依据，提出“反宏大叙事”的论述。“但是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经困苦磨难建立了新中国，当然需要宏大叙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一代代美术家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努力。当然，表达宏大叙事是不是都要大场面，或者简单的堆砌？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小人物的人性上也可以看到历史主题，这是不矛盾的。”张晓凌说。

黄宗贤也认为，在审视新时代美术创作成就、全面客观评价中国美术当代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和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包括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现实性与人文性的建构，思想性与艺术性互动，开放性与自主性共振。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纪念馆馆长陈永怡以潘天寿的创作经验以及在海外的接受为例提出，今天建构中国美术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注重研究中国画发展的内部语境、画家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平衡、书法与笔墨对现代美术的价值、中国美术对于现代性的独特性贡献等方面的课题。“有西方学者就提出这样的判断，‘西方的艺术永远是向前，但是中国的艺术潮流是从古至今，从今至古不断往复的，如果后现代主义有未来的话，应该像中国这样发展’。也就是说像潘天寿这样拥有着强烈传统能量，又显示出现代性的艺术，让西方看到了艺术创新的另一种途径。”陈永怡说。

以上海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创新发展的引领，以及再现性艺术的当代价值等理论课题为例，尚辉提出，创作的实践、艺术史的丰富细节都有益于探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的建构。而世界上本不存在一统的美术现代性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只有从中国美术历史性发展，从中国社会现实形塑的审美理想与外来美术的中国化再创造出发，才能真正探讨和建构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中国式现代美术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最根本的区别可能还是如何认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在中国现代美术中的重要构成的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忘掉的。或者说，在认定什么是中国式现代美术和美术理论的研究探索过程中，一定要把表现人民、塑造人民形象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做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化的重要基点。”尚辉认为，中国现代美术和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很不一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西方现代性的经验，也就是视觉性的经验，但仅仅停留在视觉的经验，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写意的笔墨问题。中国式现代美术不是将写实绘画与传统的写意绘画对立起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现实的问题都决定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特征和现代性理论和西方的不同，研究中遇到的困惑也告诉我们，不能用哪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涵盖中国现代美术的现象，也不能用西方当代艺术的理论来完全概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尚辉说。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和发展环境，范迪安认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要努力构建美术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美术理论工作者要在历史研究、当代评论和理论建树上拥有充分自信，坚持科学思想方法，让理论之树充满常青活力，为中国美术攀登时代高峰做出积极贡献。”范迪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