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郏县三苏园景区。(受访者提供)
在河南省中西部,有一座名为郏县的小城。
乍看之下,它并不起眼,细细咂摸,则底蕴深厚。这里周代设邑、秦代置县,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文运亦素来昌隆。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标杆性人物、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的苏东坡,其坟茔就坐落在郏县西北隅。
少年出蜀,埋骨中原。苏轼魂归处,为什么是河南?
游客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三苏园景区游玩。(新华社记者郝源2023年5月2日摄)
从郏县县城出发,向西北20余公里,便可看到迤逦的箕山。它与大名鼎鼎的嵩山同属伏牛山系,分列颍河南北。
箕山脚下,田野之中,有两座脱离山脉主体的细长小山,远远望去,恰如一对细眉,被当地人称为“小峨眉山”。在这对“眉毛”东侧不远,坐落着一个北宋时称作“均台乡上瑞里”、如今名为“苏坟寺村”的小村庄。
“苏坟苏坟,千百年来,俺们村守的就是‘三苏’的坟哩!”已经六十多岁的苏坟寺村原村支书王长见说。
时间倒回到五十多年前。一天,生产队正在村里浇灌农田,却出现一件怪事。“眼瞅着地上有个窟窿,可浇地的水流了一天一夜,都没把窟窿填满。”王长见回忆,见此情景,大家心里纳闷,便从窟窿挖下去一探究竟,“没想到竟是一个砖券墓,于是赶快上报文物考古部门”。
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科学发掘,1972年,两方墓志铭、一枚铜印出土,墓主人身份也得以确认——这是苏轼之侄、苏辙次子苏适(字仲南)及夫人黄氏的合葬墓。
“苏仲南墓志铭上清晰写着:宣和五年十月晦日,合葬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刘继增说,苏仲南墓的发现证实了苏轼、苏辙葬郏的史实,学术界曾经的真伪争论,自此一锤定音。
可是,生于四川眉州、逝于江苏常州的苏轼,为何会埋葬在这个看似与他毫无关联的中原小城?
细细梳理苏轼离世前后的诗文信笺,答案就藏在那些历史碎片间。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突然提及,“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千万莫循俗也。”一个多月后,苏轼在江苏常州染病不起,溘然长逝。
随后,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祭亡兄端明文》中分别写道:“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丧来自东,病不克迎。卜葬嵩阳,既有治命。”
“‘嵩阳’即嵩山以南,‘治命’是人临终前神志清醒时的遗嘱。”刘继增说,由此看来,苏轼临终前,已决定将自己葬在中原。
或许是“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千里之外的故园实难抵达,山水形胜相似的小峨眉山,便成慰藉。
或许是彼时苏辙正居于颍昌,将兄长的坟茔安置在距离较近的郏县,既遂兄长遗愿,又可时时看望。
又或许是为“表恋阙之微诚”。“宋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身中原以外的各地朝廷大员,死后可以在都城开封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安葬。”郏县三苏园景区讲解员王静怡说。
总之,在苏轼病逝次年的闰六月,他的灵柩终于抵达郏县,与中原的青山融为一体。
又过了十年,苏辙病逝,其子孙将他葬在兄长苏轼的墓旁。生前聚少离多的两兄弟,死后终于长相为邻。
这是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的三苏坟。(受访者提供)
到了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时任郏县县尹杨允前来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嵋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于是在苏轼、苏辙兄弟墓之间,为其父苏洵置衣冠冢,“三苏坟”遂成,并一直至今。
如今,在三苏坟园内,数百棵柏树郁郁葱葱,参天蔽日,树干却一致向西南方倾斜,堪称奇观。“‘思乡柏’所指处,正是四川眉山的方向。”王静怡说。
这是郏县三苏园景区中的三苏纪念馆。(受访者提供)
在郏县三苏园景区三苏纪念馆展厅中,陈列着苏轼18个纪念地的土壤。眉山、开封、密州、杭州……一块块看去,神思也仿佛在跟着苏轼的脚步辗转。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但纵观苏轼的每一次重要人生转折,都与河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与弟弟苏辙一起前往开封参加科举考试。次年,年仅20岁的苏轼一举高中,才华名震京师,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北宋时期,位于开封城市中轴线上的州桥可谓信息集散地,当年的举子都要到这里看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三营,每每来到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都会忍不住动情畅想:“或许我们和苏轼,脚踏过同一块石板。”
那年的春风里,年轻的苏轼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调亮相,又很快因母亲去世而返乡丁忧。
再次北上,是1061年。这一年,在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中,苏轼成绩卓异,位列实际上是最高等的“三等”,自此正式走上仕途。
初仕凤翔后,苏轼调回京城,任开封府推官,“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丧乱之秋:妻子王弗、父亲苏洵相继病逝,苏轼兄弟二人再次扶柩返乡。
熙宁二年(1069年),守孝期满的苏轼刚刚回到开封,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由于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政见相左,苏轼成了宋神宗支持的新党的对立面,于是自求外放,去杭州担任通判。”刘继增说。
估计苏轼怎么也预想不到,此后几十年间,他将是怎样地跌宕起伏,风雨苍黄。
元丰二年(1079年)春,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彼时的都城开封,围绕变法的政争日益加剧,以致将数百公里外的苏轼卷入其中。是年七月,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发生了。
“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在诗文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苏轼迅速被捕,被关押在东京城内有‘乌台’之称的御史台,等待审判。”刘继增说。
据《汴京遗迹志》记载,“宋御史台在京城内东澄清街北”。苏轼的牢监位于“知杂南庑”,“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狱中百余日,苏轼自感凶多吉少,甚至留下绝笔诗。而随着乌台诗案告结,宋神宗对苏轼虽不再深究,仍责授其“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仕途遇挫、贬谪黄州,可以说是苏轼前半生中的至暗时刻。”刘继增说,“但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躬耕劳作于东坡,由悲观消沉转向超然旷达,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旷世名篇,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突围。”
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再到海南儋州……来自京城开封的一道道诏令,将苏轼一贬再贬,距离中原越来越远。
九百多年过去,我们仍能从他的诗文中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的眷念:“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这是郏县三苏园景区中的三苏祠。(受访者提供)
2000年,法国《世界报》曾组织评选12位1001年至2000年的“千年英雄”,苏轼成为亚洲唯一的入选者。
纵观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历代文人名士虽如星辰盈空、繁花遍野,但拥有“有趣灵魂”的苏轼,可谓“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独特一例。
从大的背景看,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孕育出苏轼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一页。
“苏轼是北宋时期文化全面繁荣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晶。”苏轼研究领域知名专家王水照曾这样说。
“据统计,苏轼一生作词三百余首,诗二千七百多首,散文四千八百多篇。一代文豪,当之无愧。”王静怡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垂髫小儿,总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与苏轼相遇。
但如果仅以诗人、词家、散文家来框定苏轼,未免太小看了这位以全能著称的“多边形战士”:
——他是位列“宋四家”之首的书法大家,笔法丰劲,自成一体,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就出自他手。
——他是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绘画大师,相关理念为我国古代文人画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是自在随性的音乐爱好者,虽自称“平生未识宫与角”,但不仅收藏有多张古琴,频频将琴、箫、琵琶等写入诗文,饮酒乐甚之时,还会“扣舷而歌之”。
——他是充满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的美食家:东坡菜羹、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粥……即使生活困苦,开发出的一道道美食,自有舌尖上的“小确幸”;他还是个酿酒高手,曾酿出蜜酒、桂酒、椰子酒等,“诗酒趁年华”。
——他还是善于捕捉生活之趣的“段子手”:搓澡时,不忘作一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哪怕到了天命之年,春日游玩仍会簪上一朵鲜花,顺便调侃自己一把:“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儒释道、易学、医学、养生等多个方面,他也都有所建树……
正如王水照在《苏东坡传》中所写,苏轼“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并且“以极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的生活之中”。
怪不得诗人余光中会说,如果选一位旅行伙伴,他既不选择没有现实感的李白,也不选择恐怕太严肃的杜甫,“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行文至此,突觉醍醐灌顶。为何苏轼能够入选“千年英雄”?只有他,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这不恰恰照应了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游人在三苏园参观三苏纪念馆。新华社记者鲁鹏摄
许是诗书才华的光芒太盛,屡遭贬谪的经历又过于罕见,许多人会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掉苏轼的另一面——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
“从政四十年间,苏轼也曾‘居庙堂之高’,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官,但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处江湖之远’,在地方或当父母官、或艰难谪居。”王静怡介绍道。
国学大师钱穆曾在《中国文学论丛》一书中写道:“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
如果以“官位有多高”的标准来审视,性格过于耿直以至于“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仕途着实多舛。但若从“为生民立命”的角度复看苏轼,他的政绩可圈可点,是个为政一地、造福一方的实干型官员。
熙宁七年(1074年)秋,密州大旱。迎接前来赴任知州苏轼的,是一场触目惊心的蝗灾:“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
见状,苏轼当即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秋税,并亲自带领民众,奋力扑杀蝗虫:用火烧、用泥埋……终于使得“蝗不复生矣”。
翻看苏轼的履历不难发现,在他的治下,总会有不少“民生工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要数抗洪救灾、兴建水利。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遇到连续暴雨导致的黄河决口。眼看着滔滔洪水汇于徐州城下,马上漫过城墙,苏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亲率全城吏民塞城门、固城墙、筑堤坝、抗洪水。
如今的徐州城中,仍屹立着为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的黄楼,似在诉说当年的惊心动魄。
而到了元祐五年(1090年)前后,履职杭州的苏轼,看到西湖已因长期未疏浚而淤塞过半,杂草丛生,百姓也吃水困难,便着手组织了一个“大项目”——疏浚西湖。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开挖湖内淤泥、疏浚周边河道、修建堰闸以调蓄水量……更巧妙的是,苏轼还指导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不仅改善了西湖周围的生态环境,也以“苏堤”之姿,赋予了西湖全新的美学价值。
哪怕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一贬再贬的苏轼,也不忘从政初心。
绍圣四年(1097年),已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海南,谪居儋州。“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通过苏轼的文字可见一斑。
但更令苏轼忧心的,是当地落后的教育。在《和陶示周掾祖谢》一诗中,苏轼痛心感叹:“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
怎么办?
一次,苏轼与友人在书生黎子云家中聚会,坐客提议醵钱作屋,苏轼欣然从之,并将其命名为“载酒堂”。明嘉靖年间,载酒堂改称“东坡书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那时起,载酒堂便成为苏轼在儋州著书讲学、以文会友的主要场所。远近学子慕名而来,听苏公传道授业、讲学明道。
在苏轼的带动下,“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与中原大地相去甚远的海南,诞生了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人文日盛、弦歌四起。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当年,初涉官场的苏轼在《思治论》中写下的“安万民”的宏愿,早已实现在密州丰收的田野中、西湖摇曳的垂柳间、儋州琅琅的书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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