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

是杰出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文艺事业，为人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不但在小说、戏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且在曲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是广大曲艺工作者敬爱的良师和益友。

老舍先生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同曲艺工作者的命运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热爱劳动人民，也热爱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曲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曲艺和戏曲等民间文艺一样，是被统治者轻视的，社会上和文艺界也有些人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瞧不起曲艺和曲艺艺人。老舍先生却始终重视曲艺，同情和尊重曲艺艺人，并注意从曲艺中吸取营养，促进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在上世纪30年代，老舍先生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成就卓著，享誉中外，仍然保持着与曲艺界的密切联系，关注着曲艺的改革和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先生竟一度停下自己所擅长的小说创作，写起曲艺作品，并请曲艺艺人演唱，以鼓舞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胜利信心。这不是偶然的。老舍先生说得好：“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失身份。”我每想起老舍先生这段话都深为感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没有对曲艺的真知灼见和对曲艺艺人的深刻了解，如果没有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如果没有抛弃一切虚荣心的坦荡胸怀，要这样做和这样说是不可能的。仅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具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回到北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人民政府和文艺团体中担任着许多重要职务，工作很忙，但他依然把改革和发展曲艺当作一件大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劳动。

他满腔热情地倡导新曲艺，并带头创作曲艺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陆续创作了50多篇曲艺作品，包括鼓词、唱词、太平歌词、洋片词、快板、山东快书、相声、二人台等多种形式。由于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精神，爱憎分明，语言风趣活泼，适合演唱，很受艺人欢迎，一经演出，就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曲艺创作和表演上，许多作者和演员都得到过老舍先生的帮助和指点。在老舍先生的指导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创作演出新相声、整理传统相声和改进舞台作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北京举行的创作座谈会和新曲艺演出活动，老舍先生都光临指导，给大家鼓劲。他同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同志共同主编的《说说唱唱》月刊发表了大量的曲艺作品。在每月审定《说说唱唱》月刊稿件或开编辑工作会议的时候，他总是对新人新作充满热情，要求编辑部一定要注意发现新作，帮助新人成长。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老舍先生不但应邀在大会作报告，还在分组讨论时到曲艺组与大家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加强学习，深入生活，创作更多的优秀曲艺作品。老舍先生关心新人新作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还发表了许多倡导新曲艺的文章。北京以至全国的新曲艺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是与老舍先生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他十分重视传统曲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多次会议上的发言、报告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平时的谈话中，他都反复强调：曲艺的形式很多，传统悠久，丰富多彩，有十分鲜明生动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对城乡劳动人民有特殊的吸引力；传统曲艺中有许多珍品，要广泛收集，慎重整理，注意更好地保存原著的精华，不要马马虎虎地动笔就改；不但要收集整理好曲艺作品，还要收集整理好音乐和表演方面的东西，特别要注意记录艺人口头上的东西，因为艺人口头上的东西往往比书本上的东西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在他的指导下，北京曲艺界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曲艺节目，取得很好的成绩。1958年，他听了评话艺术家王少堂演出的扬州评话《武松》，不久又看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派”扬州评话《武松》口述本，非常高兴。当我陪王少堂先生到老舍先生家中拜访时，老舍先生热情赞扬了王少堂讲说的《武松》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说书艺术，并著文称赞扬州评话《武松》是一部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通俗的史诗。他还由此谈到评书评话的整理工作，以及小说和评书评话如何互相取长补短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他长期致力于曲艺研究和评论工作。从抗战时期开始，老舍先生就陆续发表了许多论述曲艺的文章和言论，阐明曲艺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及其在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引起文艺界和各界有关人士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他广泛接触曲艺艺人、作者和曲艺工作干部，观看曲艺演出，阅读曲艺作品和文章，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更多的曲艺评论文章，现在收集到的就有50多篇。至于论述曲艺问题的谈话、发言和报告就难以计数。这些文章和言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艺术与时代、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生活、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到曲艺的规律、特点、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以及对曲艺作品和曲艺家的评论，内容非常丰富。他还多次介绍自己进行曲艺创作的经验体会。这些文章和言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风趣活泼，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对今后的工作也仍然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

他热心培养曲艺人才。他认为，要发展曲艺，必须不断壮大曲艺创作队伍和演员队伍，并逐步提高这支队伍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他看到哪位同志创作出好作品或演出了好节目，就及时给予鼓励，看到哪些作品、节目有缺点和不足，就提出意见，耐心帮助。他不但重视专业曲艺队伍的提高和进步，而且重视业余曲艺队伍的提高和进步，从中发现年轻优秀的曲艺创作人才和演唱人才。上世纪50年代初创办的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先后有数千名业余文艺爱好者在那里学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曲艺爱好者。老舍先生多次到学校讲课，向学员传播知识和经验，鼓励他们同专业曲艺工作者互相学习、密切合作，把北京市的曲艺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老舍先生还经常参加业余曲艺创作活动和演出活动，从中发现新的人才。北京市盲艺人训练班也曾得到老舍先生的关怀和帮助。

他积极支持曲艺团体的工作。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等曲艺团体的工作，先后得到许多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文艺活动家的支持和帮助。老舍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上述团体举办的一些重要的创作活动、演出活动和学术活动，老舍先生几乎每次都应邀出席并发表意见。这些团体的一些重要工作，他也总是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比如，1957年初《曲艺》杂志创刊，他不但深表赞同，并寄予殷切的希望。又如，1958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筹备成立时，曾就协会主席团成员的人选问题征求老舍先生的意见，老舍先生经过郑重考虑后，很快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曲艺团体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同样渗透着老舍先生的心血。

回忆老舍先生与曲艺界的亲密关系及其对我国曲艺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广大曲艺工作者倍加思念他，感激他。我们为有老舍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而感到光荣。老舍先生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我们将继续以老舍先生为榜样，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罗扬系中国曲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