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地区是我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之一,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教民养蚕”的传说。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丝织技术已相当成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各种繁缛的花纹,所表现的当是蜀锦和蜀绣。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很多上面附有丝织品的残留,表明当时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都已相当普遍。《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证实在汉武帝之前,古蜀和古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道就已存在。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正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西线。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极有可能就是由这条古道贩自南亚的古印度等地的,因为其中的齿贝,就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古代蜀人通过这条古商道走向了广阔的世界,不仅为古蜀国带来了大量的海贝和象牙,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异域文化因素,促使了古蜀商业的繁荣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的绚丽多彩。
4、“横绝峨眉”战牧野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都告诉我们,古蜀王国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昌盛的王国,但并不封闭,它和黄河流域的夏、殷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都有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考古学已证实,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夏商之际至商末古蜀王国的都城,年代则可上溯到距今4700多年前,早期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以及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明显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至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则更多地受到商王朝文化的影响。
殷商时代,古蜀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较多地见于殷墟甲骨文中。考古学成果证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古蜀王国已形成强盛的国家,疆域广阔,北及汉中,与殷商平行发展。殷墟卜辞中的商蜀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所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蜀与商王朝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就青铜器而论,虽然古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器物就直接仿制于中原。当时古蜀与殷商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水路是顺长江上下,陆路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陇蜀之间,即“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通道。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就吸收了通过长江中游传入的青铜器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如尊、罍,在形制上就与长江中游同类器物相似。不过,三星堆文化并不是把尊、罍用作盛酒的礼器,而是用以盛放物件尤其是贵重之物如海贝等。这说明它仅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并没有接受来自商文化的礼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