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的契丹文字重见天日

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建立之后，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文字和汉字一直通行于辽境。

辽亡金兴，金朝前期仍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此时的西辽还在使用契丹文字，直到西辽灭亡，契丹文字才失去了推行它的政权。此后，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记录契丹语的契丹文字逐步消亡，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而且随着朝代更替、兵燹水火，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各种书籍也全部失传。

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区有三座辽代帝王陵，即辽圣宗的永庆陵（简称东陵）、辽兴宗的永兴陵（简称中陵）、辽道宗的永福陵（简称西陵）。当地居民世代相传：这几座陵墓里埋藏着金桌子、银餐具、玉马、瓷瓶、皇家饰品等珍宝。

1922年春天，一些人在欲望的驱使下，掘开了辽兴宗的永兴陵。永兴陵的八角形地下宫殿宽约9米，像一个大蓄水池。盗墓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水淘干、把淤泥清除，发现陵墓曾被盗，令人垂涎的金银财宝早已被洗劫一空。

瓦林茫哈当时归热河省林西县管辖。盗墓活动在林西县闹得沸沸扬扬，也传到了当时在林西县浩珀都村传教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E.P.Louis.Kervyn，中文名“梅岭蕊”，公元1880年—1939年）的耳朵里。

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手抄本照片资料照片

凯尔温前往盗墓现场住了下来，每日去围观看热闹。他断定这样的大墓应当有墓志铭出土，但盗墓者并没有掘出墓志铭，于是就乘林西县令派兵把盗墓者抓走关押之机，雇了三个当地人进入墓穴中继续发掘。

1922年6月21日，四件灰色砂岩质的正方形哀册从淤泥中被挖出，两件是契丹字的，两件是汉字的。哀册都有册盖，每一件都有700多公斤重。三个人无法把哀册举出六米深的墓外，而他们都不会拓碑技术，只能照猫画虎地逐字抄录，花了五天时间才完成抄录四件哀册的任务，并在原地用泥土把哀册掩埋。凯尔温还画了一张掩埋哀册位置的地图附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内。

抄出来的四件哀册分别是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契丹字哀册上分别刻有583字、856字。契丹文字失传700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凯尔温用法文写了一篇题为《辽道宗皇帝的陵墓——一个有趣的发现》（按：凯尔温把当时掘开的辽兴宗陵误当成了辽道宗陵）的文章，并附上契丹字《仁懿皇后哀册》的手抄本照片发表在《北京天主教通讯》（Le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1923年第118期上，详细介绍了契丹文字哀册最初出土的情况。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又把凯尔温的文章转载到当年出版的汉学刊物《通报》（T'OUNGPAO）第22卷上，并加了按语和注释，轰动了学术界。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学术界才了解到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契丹文字已经重见天日。当时没有人能够认识哪怕一个契丹字。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把哀册抄本与陕西省乾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进行对比，确定《郎君行记》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是契丹字不是女真字。

凯尔温把四件哀册手抄本都卖给了当时在承德传教的比利时传教士牟利（Jos.Mullie，中文名“闵宣化”）。

契丹文字哀册陆续出土

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喜好古董。他于1930年开掘了瓦林茫哈地区的三座辽代帝王陵。从永庆陵中出土辽圣宗和仁德皇后与钦爱皇后的汉字哀册各一盒；从永兴陵中仅出土了仁懿皇后的汉字哀册篆盖（按：他没有注意凯尔温文章中所绘的掩埋哀册地图，故没有挖出四件哀册）；从永福陵挖出辽道宗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各一盒以及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各一盒。每件哀册都有篆盖。

1982年10月28日,刘凤翥在脚手架上拓制《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资料照片

出土的这15件石刻均用羊毛毡包起来，捆以马尾绳，悉数运往位于奉天（今辽宁沈阳）的汤玉麟公馆院子里。

哀册还没有打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命令他的学生田村实造去寻访这些哀册。田村实造进入汤公馆的院子，一眼就发现了包着的哀册，立即打包雇人拓制。他所雇的人偷偷多拓了很多份，哀册拓本随即在各地传开。

1932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国学集刊》第三卷第三号发布《辽碑九种跋尾》，其中刊布了9种拓本照片；1933年第30卷法国《通报》（T'OUNGPAO）刊布了牟利的一篇文章，其中刊有辽圣宗、仁德皇后和钦爱皇后的汉字拓本照片，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手抄本照片，用铅字排印了手抄本汉字《仁懿皇后的哀册》（按：不知何故没有发表辽兴宗的汉字哀册手抄本）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篆盖拓本照片，还有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字哀册拓本照片；1934年，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著录了当时出土的全部汉字和契丹字的哀册，以及《郎君行记》的拓本缩印件和手抄本契丹字哀册照片。

这些资料都是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解读代有传承

1932年至1935年间，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三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解读出一批契丹小字。他们的方法是“比较法”，即汉字哀册同契丹小字哀册进行比较，各个契丹小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终于比出一些诸如“寿昌”“大康”“乾统”之类的年号，以及“年”“月”“日”和部分数目字与干支，还有“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宣懿皇后哀册文”“皇太后诞日”“呜呼哀哉”之类的词语。他们还认识到每个契丹小字可以拆成一个一个的拼音符号。王静如给这些拼音符号命名为“原字”，被学界采纳。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田村实造等人又掀起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热。他们主要是尝试构拟原字的音值，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共有30多个原字。

1951年，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铭》出土。阎万章在1957年第2期《考古学报》发表了《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一文，解读出契丹大字中的年号“统和”“重熙”“大安”、生肖“龙”“马”“牛”以及“年”“月”“日”和一些数字。

1972年，刘凤翥解读出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以及汉语借词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和汉语借词地名“唐”“乾”“陵”。而且知道了契丹小字原字的读音，例如，（图1）音l，（图2）音ang，（图3）音ying，找到了解读契丹小字资料中汉语借词来构拟原字音值的方法。

1975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文研究室联合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员为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和邢复礼。当年9月至11月，刘凤翥和于宝麟去河北保定、辽宁沈阳、辽宁阜新和内蒙古赤峰拓制了传世的全部契丹文字碑刻的拓本。小组集体研究这些拓本，确定了377个原字的字形和一个重复符号，制造了灌铅字用的378个铜模。

1977年春，小组集体完成了10万字的研究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用一整本的篇幅发表了该文。文章构拟了96个原字的音值，解读了409条契丹小字的词语和词组，分析了20多条语法关系，并指出契丹语有元音和谐现象。

1978年3月11日，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在《光明日报》发文，肯定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埋头钻研现在人们还不能认识的契丹文字，在我国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题为《我国学者研究契丹文字获重大进展》的新闻稿。

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在《言语》月刊第10卷1981年第1、2、3号上发表了《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对小组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小组对成果加以修改后形成五人署名的专著《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把契丹文字的解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从此之后，小组再没有集体活动，而是各自从事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两个学派：一派由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和组成，代表作是《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另一派由刘凤翥、康鹏、张少珊、陈晓伟、都兴智、蔡瑞珍、李春敏、尹珑等人组成，代表作包括熔契丹大字研究和契丹小字研究于一炉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以及《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契丹文字辨伪录》《契丹大字索引》（待刊）等。

两个学派不断推动契丹文字研究成果向前发展，使中国一直处于契丹文字研究的学术前沿。契丹文字不论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读的少、尚未解读的多，给有志于此者留有广阔的驰骋空间。相信通过几代人的继续努力，一定能把契丹文字彻底解读。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