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强化“青海道”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阿里地区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大墓的壁画——仪卫图（局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供图

如果回顾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途径和主导区域，有自北向南逐渐转移的过程，这是古代欧亚地区人类社会对世界认知区域逐渐扩大的结果。

北方草原之路是欧亚大陆之间最早开通和使用的路线，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发生地带。

途经沙漠—绿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开通稍晚，其标志性事件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在汉唐之间的上千年间，陆地丝路取代草原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一通道在唐代晚期逐渐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明时期发展至巅峰，明中后期至清因为海禁政策而逐渐衰落。

穿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可被视为陆地丝路的延伸和扩展，其发展过程和节奏也基本与后者相吻合：该路线在两汉时期开始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区启用，至唐代其主体框架形成并发展成熟，唐代之后逐渐衰落。其衰落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唐蕃关系的恶化所致，实际上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青海和西藏的大量考古发现见证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兴衰的整个过程。1982年启动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发掘，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近年来发掘的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十年来考古学者们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的、辗转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这些新发现揭示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下，合力打通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共同参与丝绸之路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借助于不同文明的智慧，来拓展人类在高海拔环境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创造了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发展兴盛之奇迹。

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吐蕃时期中亚风格的丝绸。瑞士阿拜格基金会供图

高原北部丝路：从一条“道”到一张“网”

20世纪70年代，在湟水上游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考古学者清理了近600座史前墓葬和182座汉晋时期墓葬，显示该地区的人群活动前后延续达数千年之久。史前墓葬主要为本土的卡约文化遗存，而汉晋时期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物都与中原内地极为相似，仅保留了少量土著文化因素。

文化传统的转变始于西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从整个青海地区来看，大部分汉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青海湖以东河湟谷地的农业区。它们的分布轨迹可以标示出一条主要交通孔道——“羌中道”，这是张骞自西域返回时，为避开匈奴而采用的一条高原通道。但匈奴是羌人的亲密盟友，它的一些支系也深入到了河湟谷地。在上孙家寨墓地的乙区，很可能埋葬着一批归顺东汉政府的匈奴贵族。他们的墓葬里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和一件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不仅标记了他们真实的族属身份，也记录了他们曾经迁徙和征战欧亚草原的辉煌过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帕提亚风格镀金银壶。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