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会典》另有记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嘉靖时出现鲜红改矾红一节，当初不是皇帝的想法，也不是督窑官和窑工的本意。其原因是：起于永宣时期的鲜红器以西红宝石为料，成化以后技术失传。在此情况下，皇帝虽“金口”已开，但终究无法强科学技术之难，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就自己。不然，鲜红烧不出，其他的红看不上，岂不是自讨苦吃。

《明神宗实录》讲到万历皇帝一事：“甲辰，内承运太监孔成验收磁器，查参怠玩官员，上以抚按业已罚治，免再究。”此文主题当然是讲万历皇帝对待官员宽厚仁爱，不究责任。但细查字中之义，还可参出另外玄机：一是这批瓷器存在质量问题，不然安有“查参怠玩官员”之说？二是既然在人的问题上“免再究”了，那么有质量问题的瓷器，自然留下备用了。

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养心殿造办处谕旨：“着将缺釉的天字盖罐一件，交唐英补釉。如补得，补好送来，如补不得，不必补，仍旧送来。”唐英尊重规律，怕补坏了吃不了兜着走，仿造了3只同形天字罐应差，原旧罐送回。乾隆认可之下，无奈地批了个“览”字，再无多言。此事，当然见着了成窑天字罐之珍贵，但同时也证明：缺釉天字罐虽为残器，却一直收藏在宫中，并且颇受乾隆垂爱，此其一；其二，乾隆皇帝尊重烧造规律，宁可退而求其次，也不勉强唐英干傻事。

影响御用瓷器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御用瓷器“量大、限逼”。

在手工生产的时代，瓷器烧造受诸多因素制约，虽然朝廷和各级官府为保证瓷器质量一直煞费苦心，无奈一项非规律化的手工艺术终究不能质量、数量、期限同时兼顾。于是，催促越紧，凑解越多。以宣德八年（1433年）为例，朝廷一次下令烧造龙凤纹瓷器达44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再要件件质量上等，如何才能完成任务。